季老是我心儀終生的前輩師長，但“**”前卻沒有任何聯係，主要是因為專業相距較遠，而我又多少有點內向，正如台灣老友蔣永敬所言“內熱外冷”——開水瓶式的性格。
可是“**”後，季老關愛的眼光卻主動投向我們華師曆史係，那是由於當時的學校領導決定創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屬於南亞研究範圍，自然會引起他老人家的注意。
其實早在“**”後期，部分曆史係世界史教師，如塗厚善、劉繼興、還有早已靠邊站的原教務長陶軍，都被重新起用，參與商務印書館的大型漢譯世界名著工作，而恰好分擔的就是相當艱難的印度史名著《印度文化史》等。塗厚善是西南聯大曆史係的高才生，按學籍管理是北京大學1940級畢業，同班有劉廣京、任以都等國際著名學者。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在北大隨從蘇聯專家進修世界古代史一兩年，所以為籌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少不了要向老師一輩的季老經常請教。陶軍則是燕京大學才子型學生，20世紀40年代初進入華北抗日根據地，與北京學術界具有曆史淵源，他的學術水平與口才風貌，京津學術界早已有所認知。而且北大東語係季老的早期弟子李繼晟也來華師專任印地語教學，應該說，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我校印度史研究確有一定優勢。
1979年我首次訪美便把印度史學科建設當作頭等大事，曾經專門訪問作為北美學術重鎮的芝加哥大學印度史研究中心，承蒙入江昭、印登諸教授熱情介紹世界上印度史研究概況，並慨然應允接受華師派教師前來學習梵文，並由該校提供資助。此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亦主動寄來兩批有關印度史研究的書籍與報刊，為我校印度史研究中心早期資料建設提供及時幫助。1983年我開始參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曆史學評議組工作，1984年又接任華師校長職務，到北京開會機會較多，學術訊息獲取也比較便捷。經常承蒙京友告知，季老對華師印度研究印象甚好，並寄予較高期望，因為全國隻有三四家研究機構，而專門從事曆史研究的唯獨華師一家。對於季老這樣權威人士的評價，我們自然非常重視，但從來也沒有想到應該當麵致謝。這不僅由於我從小流浪在外，不大懂得必要的禮節；而且當時的風氣也比較淳樸，很忌諱私下的懇求拜托，一般稍有風骨者大多以此為恥。據我所知，北大參與評議者，有時對本校申報人員比外校更為嚴格，印象較深者，前有鄧廣銘，後有宿白，不分親疏，公平對待，一絲不苟，嚴守準則，其風範至今仍然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