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結束從廣州回來，看到野澤豐先生來信並附有久保田、飯島、田中三先生的宣示，知道延續約40年的辛亥革命研究會終於結束了，這不免引起我許多回憶與思索。
我與辛亥革命研究會結交之始，是在1979年10月8日下午，當時我正在美國胡佛圖書館複印若幹珍貴曆史文獻。恰好中村義教授也在斯坦福大學訪問，聞訊匆匆趕來晤談。他熱情洋溢地向我介紹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相關情況，並且希望與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會建立交流合作關係。這是我結識的第一位來自東京的辛亥革命研究會成員，可以說是一見如故，仿佛多年共事的知交。
正好，這年11月7日我應邀順道訪日，一到東京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諸先生都趕來旅舍探視。11月10日下午3時又應邀在“江之聖”餐館參加東京辛亥革命研究會例會，到會者除久保田、藤井以外，還有市古宙三、野澤豐、菊池貴晴、石田米子、小島淑男等。會上就我的報告展開熱烈討論，直至晚9時始興辭散會，前後交流達6小時之久，連晚餐時都是邊吃邊談。日本辛亥革命研究同道的熱情、坦率與探索的執著，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或許可以說，日本和中國兩個辛亥革命研究會的長期結交就是從“江之聖”之夜開始的。
從此便展開了兩國辛亥革命研究者長達20餘年的頻繁交流合作。或相互參加對方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或相互邀請訪問講學，或交換珍貴曆史文獻與最新論著，或共同合作進行研究乃至培養青年學者。我們之間關係的密切與成效的顯著，已經不僅限於辛亥革命研究本身，而且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寫下極其美好的一頁。
1993年6月，我在旅美3年以後順道訪問日本，由於應邀去台灣講學的手續辦理遲緩，竟在日本滯留3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主要是借住野澤豐先生在飯能市美杉台的鄉下寓所，更有機會與他及綾子夫人朝夕相處。野澤豐夫婦對我與內人關懷備至，融洽如同家人。為了解除我們客旅的寂寞，久保田先生還專程前來陪同我們參觀東京附近的古跡名勝，或者是邀請我們參加辛亥革命研究會的例會與其他學術活動。在這一期間，由於接觸更為密切，彼此相知更深，友情也更為深厚。記得我曾戲稱中村義、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島淑男為“四人幫”，他們竟毫不推辭地接受了這個“雅號”。這個國際玩笑後來延伸到國內，於是有廣東辛亥革命研究的“四人幫”，又有四川相關中年學者的所謂“四人幫”……小小玩笑居然成為史壇美談，這也可見中日兩國辛亥革命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是多麽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