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從事張謇與南通的研究，80年代又開始從事蘇州商會檔案的整理與蘇州商會史的研究，這些工作都包括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本文結合“南通模式”問題，談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曆史悠久而且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如果不認真通盤規劃、分工合作開展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就很難為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這是大家都能同意且已多次說過的道理。但是，還有一層道理卻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理解與重視。這就是說，如果用個案研究的方法（通俗稱之為“解剖麻雀”），在區域經濟史中尋求若幹具有共性和規律性的認識，反過來也可以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整體研究起促進以至某些指導作用。
張謇與南通的研究雖然隻限於南通、海門一帶的狹小地區，但早在20世紀60年代之初即已引起許多中外學者的興趣，特別是1982年江蘇近現代經濟史討論會在南通舉行以後，張謇與南通研究更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繁榮景象。首先是正式建立了“張謇與南通研究中心”，隨後又在1987年8月舉辦了張謇國際學術會議，並且已有一大批資料、論文、專著、圖錄先後出版問世。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和渠道都接觸到一個共同關心的課題——“南通模式”，即南通地區社會經濟的近代化可以為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近代化提供一個足資借鑒意義的模式。
張謇作為晚清一位狀元，他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麵臨著兩種人生的選擇。一是借“大魁天下”的難得機緣，由翰林而學政，或外放邊疆大吏，或由侍郎、尚書而躋身樞要大臣，這是一條科舉文士們所熟悉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道路。但是張謇卻在金榜題名之後毅然離開了這條博取高官厚祿的老路，轉而順應時代潮流投身於企業活動，在通海地區創辦了著名的大生紗廠、通海墾牧公司以及其他一係列企業與相關事業，逐步形成一個具有相當實力與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大生資本集團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通海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明顯地改變了這個地區偏僻落後的麵貌，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種區域近代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