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感
“知識就是力量”，這是人們都很熟悉的一句西哲名言；但是，作為知識有生命的載體的知識分子，卻不一定都有足夠的力量。而且知識分子生活得還太累，因為他們不自量力，像耶穌背十字架一樣，心甘情願地也背起一個沉重的包袱——曆史使命感。
這種“力不勝任”之苦，中國知識分子吃得最多。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不僅以文化的傳承者自居，而且還以道統的傳承者自居。兩千多年以前，孔子最看好的傳人之一曾子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負重而任遠，當然太累，這是由於他們一定要以仁為己任，一定要在荊棘叢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到生命的盡頭。
在古代的經典作家中，孟子堪稱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典型。因此，他對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感，以及由於這種使命感而遭遇的困苦，講得最為透徹。
《孟子·萬章》中有一段話：“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這種“舍我其誰”的氣概當然令人欽佩，但既然要把自己放在非同凡人的“天民之先覺者”的特殊地位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像耶穌那樣受苦受難。所以《孟子·告子下》又有一段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所以常受磨難，是由於他們被夾在道統與君統之間，常常麵臨著嚴峻的兩難抉擇。長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當然希望生逢有道明君與太平盛世，君統與道統相符合，給他們提供施展“內聖外王”之學的足夠空間。但現實往往不盡如此，君統與道統相悖時有發生。“君有道則仕，君無道則隱”，未嚐不是聰明的辦法。但或則由於君統的網羅嚴密而無從逃遁，或則由於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偏偏要抱持道統與君統對抗，其結局之慘烈可想而知。不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應該看做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具有這樣高度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乃是民族的脊梁。正是由於這樣的知識分子一代一代薪火相傳，我們的民族與國家才得以繁衍與興盛，並且在19世紀中葉以後曆經劫難而並未喪失自己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