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中國屈指可數的曆史文化名城，也是華中地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或樞紐，而從軍事的角度來說則是曆來兵家必爭之地。因此，武漢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值得研究，研究武漢必將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
有些人以為我對武漢的研究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其實最早引發我研究武漢的興趣的乃是太平天國。那時武漢正在修建第一條長江大橋，碰巧我在史料中發現太平天國也曾利用木船在武昌與漢陽之間架成一座跨江浮橋，所以便在《長江日報》上發表過一篇小文章：《長江上的第一座大橋》，那還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事情。
1961年10月中旬，中國史學會舉辦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北京的學者希望我們解答一個問題——辛亥革命為什麽首先在武昌爆發？這就促使我必須對武漢乃至整個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及其社會曆史文化背景做深入研究，所以便為會議提交一篇學術論文：《武昌起義與湖北革命運動》。但是很抱歉，我對辛亥革命的研究重點很快便轉移到張謇與江浙資產階級，加以其他許多說得清與說不清的原因，自己反倒成為武漢研究的落伍者了。
我在1981年曾經在《曆史研究》上發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個問題》一文，強調應該努力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環境，並且指出當年的愛國誌士曾把中國比喻為從事革新的舞台，而在行動之前必須“測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針也”。1903年年初在東京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一期發表的《湖北調查部紀事敘例》，僅所擬經濟調查項目即包括：生產、分配、消費、歲入（丁漕、鹽法、茶稅、煙稅、厘金、雜稅、捐派、彩票）、歲出（湖北坐支、賠款、解京之數、津貼外省之數）、錢法（官錢局紙幣之數、銀元局每年鑄銀之數、銅元文錢每年之製造數、外國錢幣流入之數、全省莊號之銀抄、市麵銀元之式樣及其價值）、積儲（官款、公款）、實業之局（官本、商本、洋商所辦）、農業（種植、田價之等差、公私之蠶業及出絲之數目）、工業（機器製造、手工製造、製造之品目）、商業（對外洋之貿易、對他省之貿易、本地之貿易、輸入輸出之比較、全省大莊號之數目及其資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