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為核心的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的反映，同時又是傳導思想的工具，在社會政治經濟和生活中有極大的影響和作用。在近代，傳統文學和文言文已嚴重不適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的需要，阻礙了思想啟蒙運動的開展和新思想的傳播，也不利於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開展。在新文化運動以前較長的時間裏，伴隨維新和革命運動，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因勢而起。但晚清以來的文學改良運動雖取得一定成績卻沒有突破整個傳統文化體係。這樣，一次徹底的文學革命成為文化革命的必需和首要的工作。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恰好適應了曆史的需要，而陳獨秀、錢玄同等的積極支持，則共同掀起了五四文學革命——這一影響中國曆史發展的文化變革大潮。
錢玄同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曾編輯過白話報刊《湖州白話報》和《教育今語雜誌》，並有寫作白話文的經驗。與晚清諸多白話報的主辦者一樣，錢玄同當時也隻把白話文視為一種教化俗民、開發民智的工具，在文學上，錢玄同仍是古文、駢文的崇拜者。1909年，他在閱讀清代作家張惠言的《茗柯文編》時，讚美道：“閱其賦，庶幾漢人矣，而其散文出入韓文，頗有桐城氣息。”[3]他的朋友朱蓬仙準備學習駢文，以清代汪中為榜樣，錢玄同表示讚成。[4]經過袁世凱複辟的刺激，錢玄同的文學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開始用發展的進化的觀念去分析文學，承認文學的發展變化，不是倒退而是進步，“古今文學美文之有價值者，其體裁琢句，決無全襲前人甘為優孟衣冠者。其最為傑出者，必其全不襲前人者也。如楚騷之與《風》、《雅》，漢、晉歌詩、《樂府》之與楚騷，李、杜、元、白近體詩之與漢晉歌詩、《樂府》，宋詞之與唐詩，元曲之與宋詞，皆全不相襲者，斯故足成一代之文學。若如近世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不特無一顧之價值也，偶一見之，直令人作三日嘔，文學雲乎哉！”。[5]認為文學發展全不相襲，固不準確，但錢玄同由於用進化論作工具，解決言文分離的問題就有了新的思路。他不再主張從文字訓詁上去精研故訓，而是把改革的基點定在現實的活生生的白話文上，“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6]他高度稱讚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7]，“胡君‘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8]從進化的思想出發，白話文就不再是一種教化俗民的工具，而是語言發展的必然和進步的體現，“我們主張文學革命，不是嫌古文太精深，乃是嫌古文太粗疏；不是單謀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方便，乃是謀中國文學的改良。我們不僅主張用白話文來做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書，尤其主張用彼來著學理深邃的書籍”。[9]由於有了新的認識，由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領導的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與晚清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有了根本的不同。這一不同，如胡適所論，“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隻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它做死文學”。[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