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又一主要內容。《新青年》創刊後，陳獨秀提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73]，著力於對儒家三綱學說的批判，發表了一係列批孔文章。錢玄同投身新文化運動，首先注重的是白話文問題。對於孔學，他讚成李大釗的觀點，主張對之加以分析，有所取棄。[74]1917年6月以後，錢玄同開始批判儒家綱常學說，“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認其為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然其‘別上下，定尊卑’之學說，則實在不敢服膺”。“乃今之尊孔者，則似專一崇拜此點。”[75]錢玄同在日記中說自己在“此時始知孔氏之道斷斷不適用二十世紀共和時代”。[76]從此，錢玄同開始激烈批判儒家的綱常觀念。
錢玄同這一思想轉折與現實政治有很大的關係。1916年袁世凱複辟帝製雖敗，但思想界、政界複古空氣依舊。1916年，康有為鼓吹尊孔，定孔教為國教，複跪拜。1917年2月，張勳聯合16省督軍、省長致電北京政府，要求速定孔教為國教。1917年3月，各省尊孔團體在上海組織全國尊孔聯合會，發動所謂國教請願運動。而北京政府考試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和“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77]為題。對此，錢玄同極為憤慨，所以力倡道德文章之改革。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道：
一月以來，種種怪事，紛現目前。他人以為此乃權利心之表現。吾則謂根本上仍是新舊之衝突。故共和時代尚有欲宣揚“辨上下，定民誌”，“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之學說者。大抵中國人腦筋兩千年來沉溺於尊卑名分綱常禮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驕”、“諂”二字。富貴而驕，雖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貧賤之時，苟遇富貴者臨於吾上，則趕緊磕頭請安，幾欲俯伏階下，自請受笞。一若彼不淩踐我，便是損彼之威嚴，彼之威嚴損，則我亦覺得沒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複跪拜，仔細想想，豈非至奇極怪之事。[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