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1月27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新青年》為社會主義問題，已經內部有了讚成和反對兩派的意見，現在《每周評論》上也發生了這個爭端了。”1919年，李大釗將《新青年》第6卷第5號編為《馬克思主義專號》，衝突爆發。衝突的結果，從第7卷起，《新青年》改變第4、5、6卷的輪流編輯製，重歸陳獨秀一人編輯，並遷往上海。1920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先後發表《勞動紀念節專號》和《俄羅斯研究專欄》，陳獨秀和胡適分歧加劇，雙方“短兵相接”。錢玄同認為爭論雙方，“一則主張介紹勞農，又主張談政；一則反對勞農又主張不談政治”。[1]對於《新青年》的何去何從，同人間產生爭論。胡適向陳獨秀提出解決問題的三個辦法：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自九卷一號起，《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不談政治。三，是由陶孟和提出的，他認為《新青年》既被政府勒令停止郵寄，不如暫時停辦（陶孟和後來修正了停辦的觀點）。[2]結果，《新青年》沒有遷回北京。《新青年》團體破裂了。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對舊思想的猛烈衝擊，給新思想的傳播打開了閘門。在紛紜複雜的種種新思潮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乘著十月革命的成功之勢，被介紹到中國，一批急進的民主主義者立即接受了這一思想，將之作為救國救民的利器應用到改造中國和尋求民族解放獨立的鬥爭中去。而自由主義自嚴複從西方引進，到五四時期，其影響也達到一個**，五四時期可以說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新青年》內部的爭論，反映了以胡適為首的傾向歐美自由主義的大學教授和已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等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