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化運動**之後，錢玄同放棄了“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一法”的偏激態度，他在一次演講中說：“說扔下毛廁吧，說束之高閣吧，這自然都是指應該有這樣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書扔下毛廁或束之高閣。”[40]他讚同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的主張，開始致力於疑古辨偽工作。
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從思想淵源上看，主要來源於清中葉後複興的今文經學，但同時也受到中國曆史上其他疑古思想的影響。在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雖有崇故信古的習慣，但也有疑古辨偽的傳統。從漢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劉知己、啖助、趙匡，宋代的歐陽修、鄭樵、朱熹到明、清兩代的胡應麟、崔述、姚際恒、閻若璩，這一傳統盡管微弱但一直存在並連續不斷。錢玄同在日本時期就極其欣賞劉知己的疑古思想。[41]在整理國故過程中，錢玄同積極主張繼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偽成果。在這方麵，錢玄同有許多論述，他說，“不但對曆史，一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以辨偽為第一步，前代學者如司馬遷、如王充、如劉知己、如顧炎武、如崔述諸人，都有辨偽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見識”。[42]研究國學“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要敢於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於六藝’之見”。[43]，“學術之有進步全由於學者的善疑”。[44]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說是對中國曆史上疑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錢玄同在繼承曆史上的疑古思想的同時，也開始超越曆史上的疑古思想。他認識到曆史上的疑古辨偽有許多不足，“推倒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與《左傳》之事實為實錄，康有為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於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45]錢玄同認為產生局限的原因在於他們的疑古動機，“彼（崔述）對於經信為確實事實，且動輒用主觀的尊聖觀念評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兩千年來學者皆然”。[46]“康氏之《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47]錢玄同主張的疑古主要是從學術出發，他對友人說，“辨偽誠是整理國故中的第一件大事，但辨偽的意思是完全為求真相。就是對於大家都說是張三作的文章，我們覺得有些可疑，於是考證，考證的結果斷定這是李四作的，不是張三作的，如此而已。至於張三李四的好壞優劣，這是另一問題，李四的話也許簡直就是胡說，也許略有道理，也許和張三有同等的價值，也許過於張三遠甚，決不可一概抹殺。譬如《禮運》和《周禮》，說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這是不錯的，至於它的價值，不但《周禮》的組織遠非姬旦所能夢見，即《禮運》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進步了。”[48]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寫道：“考辨真偽，目的本在於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係。”[49]可以說，曆史上的疑古之思是為崇經尊聖而發，而五四後的疑古則是去掉崇聖尊經之見，以求真為目的，為學術之探討。這樣，五四時期的疑古辨偽就超越了曆史上的疑古辨偽，而具有了新的意義。錢玄同進而認為，“辨古書的真偽是一件事，審史料的虛實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禮》、《列子》，雖然都是假書，但《周禮》中許也埋藏著一部分周代的真製度，《列子》中也許埋藏一部分周漢間道家的思想”。[50]“假書也是一種史料。”[51]這是一種辯證的看法和曆史的觀念。反過來，錢玄同提出：“一切真書盡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於荒渺難稽的傳說，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謂‘托古改製’；有的是為了古籍無徴，憑臆推測。咱們不能因其為真書就來一味的相信它。”[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