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是著名的語文學家、教育家，1917年與錢玄同相識。黎、錢二人交往二十多年，不僅友誼保持終生，且誌同道合，是思想上的同調和學術上的至交。錢玄同逝世後，應錢玄同之子錢秉雄所請，黎錦熙先生寫了《錢玄同先生傳》。這部傳記是目前提供錢玄同生平資料最全的一種，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影響極大，幾乎為所有關於錢玄同的資料所必收。但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局限一樣，這篇在錢玄同逝世不久，作於抗戰後方陝西城固地區的紀念文章，受當時條件的限製，如黎錦熙自己所言，其中不免存在“年月偶忘，事實有誤，著錄未盡，評論或乖，無法稽詢”的情況。黎先生曾設想“統俟異日，重為訂補”。[111]但後來黎先生並沒有再作訂補的文字。這樣，文中的一些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而為後來的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引用。本文根據所接觸的有關錢玄同的資料，對黎文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考證。
第一，關於錢玄同的白話文問題。黎先生在《傳》中說，“他清末留學日本時，和他的章老師辦了一種《教育今語雜誌》，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輸文字曆史等國學常識給一般失學的人，內中也帶有提倡種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話文，他自己有個筆名，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實際也都是他作的。後來坊間匯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話文》，其實應該叫作《錢玄同的白話文》”。[112]按《章太炎的白話文》是1921年由泰東圖書館鉛字排印出版的一本小冊子，編者吳齊仁，即出版家張靜廬先生。書稿係張靜廬在章太炎寓所索得付印，內容為章太炎在日本時所作。黎先生認為章太炎的白話文實際就是錢玄同的白話文，如果仔細覆按，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
《章太炎的白話文》收錄白話文章7篇：（1）《留學的目的和方法》，（2）《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3）《常識與教育》，（4）《經的大意》，（5）《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6）《論諸子的大概》，（7）《中國文字略說》。這些文章見於《教育今語雜誌》的有：（4）（5）（6）（7）四篇，署名為獨角（章太炎的筆名）的有三篇。第（7）篇為錢玄同所作，署名渾然，渾然為錢玄同辛亥革命時期所用的筆名。這裏的問題在於，這3篇文章是否章太炎先生所為？據1935年周作人寫的《散文一集導言》描述，宣統庚戌（1910）在東京的舊《民報》社員編刊一種《教育今語雜識》……用白話講述，目的在於行銷南洋各地，宣傳排滿，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煥卿、錢德潛諸人。[113]陶煥卿，即陶成章，錢德潛，即錢玄同。這條史料明確說明了章太炎當年在《教育今語雜誌》上確實寫過白話文。1908年，周作人同魯迅一起，入章太炎門下學習，與錢玄同同列章門，其記載自然可信。另一方麵，《章太炎的白話文》收錄的多是演說，自然是白話，在辦《教育今語雜誌》之前，章太炎就已經發表過這類的文章了，如1906年章太炎出獄後在東京提倡“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熱腸”的演說就是以白話形式發表在《民報》第六期上。因此《教育今語雜誌》有章太炎的白話文章並不奇怪。錢玄同晚年日記也反映了章太炎寫白話文的事實，“先師講學先後七次，所有講義或由筆記，或由師自編，自編者文多淺易。茲錄如左，附連《教育今語雜誌》”。[114]“附連《教育今語雜誌》”一語，說明《教育今語雜誌》中有章太炎的文章。錢玄同是《教育今語雜誌》的編輯，又是章太炎的學生，對撰文情況了如指掌，其說自然可信。之所以產生章太炎的白話文是錢玄同所為的誤解，並為後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是後來章太炎反對白話文，其實二者並不矛盾，因為辛亥革命時期的白話文的使用和提倡者與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使用白話有所不同，前者隻是把白話文僅僅視為一種教化俗民、開發民智的工具而已，如錢玄同在起草《教育今語雜誌》之章程時，在日記中寫的那樣，“蓋用以教俗民，非官話不可也”。[115]後者則如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所說，“不僅主張用白話文來做初級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書，尤其主張用彼來著學理深邃的書籍”。[116]前者寫白話文，並不反對文言文，後者進而堅決攻擊文言文的權威，二者是不一樣的。因此，不能因為章太炎先生後來反對白話文而否認其早年曾作過白話文。作為雜誌的主要編輯人，錢玄同可能對章太炎的文章加以整理過，但完全認為凡署名太炎的文字都是錢玄同所作顯然不準確。錢玄同自己就從未認為章太炎的白話文是他所作，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過《章太炎的白話文》中有他的文章，但也隻是說《中國文字略說》一篇文章而已。[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