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玄同在五四時期是一個強烈的西化論者。但為一般論者所不知的是，他在主張西化、批判儒學的同時，卻對墨學情有獨鍾。
墨子（約公元前480-約公元前400年），名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他創始的墨家學派在春秋戰國時與儒家學派並稱為顯學。但漢代以後，由於墨學所代表的獨立小生產者階級本身不斷向兩極分化，由於墨學否認等級差別，主張兼愛，使墨學本身與等級製度處在截然相反的地位，不能為統治階級所利用，墨學便衰落下來。從漢代到清中葉的兩千年中，除了晉代的魯勝和唐代樂台二人為《墨子》一書作過注釋外，沒有人研究過這部書，並且此二種注釋亦未流傳下來。墨學的命運，如俞樾所說，“傳誦既少，注釋亦稀……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埋終古矣！”。[133]清乾嘉之際，漢學鼎盛，大開考據之風，由經而史而子，過去被正統儒學視為異端的學說也開始得到整理。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間，汪容甫最初治墨學，中經盧抱經、孫淵如、畢秋帆、王石臞、俞蔭甫、蘇爻山而至光緒十九年孫仲容集各家之說，成《墨子閑詁》。《墨子閑詁》一書在墨學複興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梁啟超說：“蓋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複活，全由此書導之。”[134]錢玄同在閱讀《墨子閑詁》時也曾感概說，“墨子之書，脫衍錯簡最多，使非有畢（大約孫氏為之）、王（念孫）、俞諸家釋於前，孫氏集大成於後，正不能句讀。句讀且不能，何論其書之微言緲論哉！”。[135]
子學複興，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如梁啟超所言，“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136]盡管思想解放並不是乾嘉諸子的主觀目的，但子學複活客觀上卻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汪容甫治《墨子》，翁方剛罵他是名教罪人，就是這個緣故。如果說，在乾嘉時代，考據大師研究整理《墨子》還隻是為了考證的話，那麽，到了晚清，墨子則是思想家用來解放思想、解救時代危機的重要資源了。孫詒讓就極力稱讚墨子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獻身精神和“勇於振世救弊”的篤厚用心。俞樾則稱讚墨子是“千古有心之人”，對“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觀察極深，他是為“補弊扶偏”，才撰寫《墨子》一書。[137]梁啟超“幼而好墨”。[138]，在萬木草堂時，他“又好《墨子》，頌說‘兼愛’、‘非攻’諸論”。[139]1904年，梁啟超著《子墨子學說》，對墨家的兼愛和實踐、利他、非命思想加以闡楊，把墨學作為挽救中國危亡的思想武器，明確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學”。[140]他的任公與兼士之名，均來自《墨子》。章太炎著《訄書》，打破儒家一尊思想，列儒墨一章，將儒墨並列；劉師培著《周末學術史序》，使用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縱論諸子，直開五四思想解放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