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看到您的學術論著中關於乾嘉學派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乾嘉學術編年》，是一個大部頭的著作；還有一本《乾嘉學派研究》也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是否可以談一談，關於乾嘉學派的研究有什麽重要意義？您為何要投入這項研究？
答：這是一個大問題，隻能粗略地談一下。最近10多年間，乾嘉學派研究是中國學術界所關注的若幹問題之一，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地區，都有不少論著問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首先，我們要探討一下為什麽在乾隆初葉以後，會出現乾嘉學派主盟學壇的曆史現象。
20世紀初葉以來，我們中國的幾代學人，都在不間斷地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章太炎先生所著的《訄書》中曾談到了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學術的原因，另一方麵則是政治的原因。“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講的是學術原因。是說經過宋明數百年演進，入清以後，理學在理論上已經枯竭，不可能再有發展的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學術要繼續往前走，就隻有尋求其他途徑。也就是說，17世紀中葉以後，用一種新的學術形態去取代理學，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麵，“多忌”、“愚民”等說法講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釀成的政治原因。“多忌”指學術界所受到的政治製約而言，因為統治者的政治高壓，避忌太多，學術失去生機，萬馬齊喑；“愚民”是就統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於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正是這學術、政治兩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諸儒“治經以紓死”的局麵。
我覺得章太炎先生所談的這兩方麵原因，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要注意一點，就是因為這個時候章先生正倡導“革命排滿”，對清政權成見很深，所以他沒有，或者是不願意去考慮清中葉以後，迄於乾隆中，中國社會的由亂而治，相對穩定的情況。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論證的不周密，稍後梁啟超先生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方麵既承襲章太炎先生的意見，從學術和政治兩方麵去觀察認識問題，另一方麵又注意到社會相對穩定對學術發展的影響。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結論，他說：“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流行，也不外這種原則罷了。”這樣，梁先生便在探索解決問題的道路上，於學術、政治兩方麵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會經濟方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