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江蘇蘇州以富庶的經濟、便利的交通和久遠而深厚的文化積累，成為包孕吳越的人文淵藪。乾隆初葉的古學複興潮流，即肇端於此。
當明末季，中國社會步入一個大動**的曆史時期。入清之初，經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陽明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趨於沒落，客觀地提出了吾國學術何去何從的問題。由於此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麵發展水準的製約，決定了在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不可能產生比宋明理學思維水準更高的學術形態。因此，一時學林中人反思宋明學術，歧路彷徨，無所適從，既沒有也不可能看到學術發展的前景。於是擺落宋明，回歸兩漢，從而導致興複古學風氣在江蘇蘇州的發軔。20世紀30年代，錢賓四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過可信可據的追根溯源。[1]根據錢先生所揭示之曆史真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理學中人“性與天道”的論究異趣，在晚明的學術界，已經出現“通經學古”[2]的古學倡導。此風由嘉靖、隆慶間蘇州學者歸有光開其端，至天啟、崇禎間常熟錢謙益崛起，興複古學，呼聲不絕。錢謙益有雲：“自唐宋以來……為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製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3]一如歸有光之倡導古學，錢謙益進而明確提出“以漢人為宗主”的治學主張，他說：“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4]
從歸有光到錢謙益，晚明蘇州地區學者的經學倡導和興複“古學”的努力，表明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潮流，已經在中國傳統儒學的母體內孕育。入清，儒林中人沿著明季先行者的足跡而進，通過重振經學而去興複古學，遂有蘇州大儒顧炎武及其訓詁治經方法論登上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