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初葉的古學複興之中，蘇州紫陽書院名士雲集，獨領**，洵稱係四方觀瞻之學術重鎮。回顧蘇州紫陽書院之創立，考察其學術好尚之演變，或可從中看到古學複興潮流的形成，乃曆史之大勢所趨，有其不可逆轉之內在邏輯。
在中國書院史上，清初順治、康熙二朝，迄於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間，是書院教育由衰而複盛的一個轉變時期。入清之初，在經曆明清更迭的社會大動**之後，出於鞏固新政權統治的需要，為了防止知識界異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製甚至禁絕各地書院的活動。康熙中葉以後，隨著大規模軍事對抗的結束，社會秩序逐漸平穩，於是恢複和興辦書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設的日程。作為地方官學的補充，宋代書院初起，為一時學者自由講學之所在，乃是與官辦學校並存的私學。元代以後，書院雖仍多屬民辦私學，但已經愈益受到官府節製。這種書院官學化的趨勢，在明代大為發展。嘉隆以還，南北蜂起的書院，即多屬官辦性質。清初書院，亦複如此。蘇州紫陽書院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於康熙後期登上曆史舞台的。
在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中，重視文化教育，是一個世代相沿的好傳統。宋明以降，從孔、孟到周、程、張、朱的“道統”說風行，崇儒重道便成為封建國家的一項基本文化國策。入清以後，在確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過程中，清廷麵臨究竟是尊崇朱子學還是陽明學的嚴峻選擇。聖祖親政，尤其是三藩亂平、國家統一之後，這樣的抉擇愈益不可回避。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後，清廷以“禦纂”的名義，下令匯編朱熹論學精義為《朱子全書》，並委托理學名臣熊賜履、李光地先後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聖祖詔告朝野：“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1]隨即頒諭，將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由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由此，清廷以對朱子及其學說的尊崇，基本確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