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離京南還，途經揚州。此時的揚州，正值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駐節，見曾擅詩，雅好經史，一時江南名儒多集於其幕府，南來北往的學術俊彥，亦每每出入其間。戴震抵揚，恰逢大儒惠棟、沈大成主盧幕西席，助見曾輯刻《雅雨堂藏書》，以表彰東漢經師鄭玄學說。此後二三年間，戴震皆客居於盧見曾幕。麵對飽學務實的前輩大儒，戴震為宗法漢代經師的風氣習染，與先前在京中俯視一輩新科進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惠棟長戴震27歲，乾隆十九年即入盧氏幕府，最稱前輩，影響盧氏及一方學術亦最深。惠棟早先即從亡友沈彤處得聞戴震博學，此番晤麵，若舊友重逢。據戴震稱：“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嚐語餘，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久覯，益欣幸獲覯先生。”[1]戴震同惠棟在揚州的相處，雖不過短短數月，但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於其爾後的為學，留下了頗深的影響。其大要有三：
首先，是推崇鄭玄學說，抨擊宋明經學為“鑿空”。王昶為惠棟學說的追隨者，早年求學蘇州紫陽書院，即問業於惠棟。乾隆二十一二年間，昶又與棟同客盧見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棟在蘇州病逝，王昶為棟撰墓誌銘，文中記雲：“餘弱冠遊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醜，先生與予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嚐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柢，莫餘為詳。”[2]為明一己學術宗尚，王昶青年時代即以“鄭學齋”為書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在京應順天鄉試，應昶請撰《鄭學齋記》。震文開宗明義即雲：“王蘭泉舍人為餘言，始為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而屬餘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駸駸進於漢，進於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為先倡，舍人其一也。”繼之尊鄭玄為一代儒宗，述鄭學興廢雲：“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間，厥後鄭氏卓然為儒宗。眾家之書亡於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承江左義疏，《書》用梅賾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申鄭者，目曰鄭學雲爾。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戴震認為，宋明以降，經學的積弊就在“鑿空”二字，他說：“鄭之《三禮》、《詩箋》僅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群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競相鑿空。”震文以朱子當年抨彈王安石《三經新義》為例，指斥宋明經學的病痛雲：“自製義選士以來，用宋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注疏也。抑亦聞朱子晚年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文末，戴震沿惠棟訓詁治經、興複古學的主張而進，對鄭學做出界定，指出：“由六書、九數、製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歧為異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