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記圖》、《句股割圓記》、《屈原賦注》諸書始，迄於晚年成《孟子字義疏證》，多達30餘種100餘卷。其中，尤以《孟子字義疏證》最成體係，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學術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1]
關於戴震的畢生學術追求，他曾經對其弟子段玉裁講過這樣的話：“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2]這就是說，文字音韻、訓詁考證以及天文曆算等，無非戴震為學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則別有所在。至於這一追求之具體目標，用戴震的話來說，就是求之《六經》、孔孟以聞道，而聞道的途徑隻有一條，即故訓，所以他說：“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3]
戴震的此一為學宗旨，發軔於早年在徽州問學程恂、江永，確立於中年在揚州與惠棟相識之後。從此，他便開始致力於《六經》理義的闡發。由至遲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經乾隆三十一年擴充為《原善》3章，再於乾隆三十七年前後修訂，相繼增補為《孟子私淑錄》、《緒言》各3卷。爾後再集諸書精粹，刪繁就簡，區分類聚，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凡3卷，卷上釋理，卷中釋天道、性，卷下釋才、道、仁義禮智、誠、權。全書以文字訓詁的方式，就宋明理學家在闡發孟子學說中所論究的上述諸範疇，集中進行探本溯源。尤以對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師學術主張的針砭，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的思想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