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學是一個曆史範疇。在中國思想史上，這一學說自孔子創立，爾後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學術流派和思想家，皆就各自的經濟、政治和學術利益，對其進行闡釋，從而使之得到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儒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學術，以總結和整理中國傳統學術為其基本特征。阮元的《論語論仁論》，正是對孔子仁學的一次曆史總結。他的總結，直接導源於宋儒對孔子仁學的闡釋。因其對宋儒釋仁的不滿，故而力圖通過對孔子仁學的表彰，以恢複儒家仁學的本來麵目。
宋儒釋仁，以朱子為集大成者。朱熹曾撰有《仁說》一篇，文中發展二程、尤其是小程子的仁學思想，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對兩宋間諸儒的仁學思想作了批評和總結。他說：“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又說：“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1]後來著《論語集注》，於《學而篇》“其為仁之本與”一句，朱子釋仁更為簡捷，他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朱子故世，其高足陳淳撰《北溪字義》闡發師說，於古代仁學源流，有過梳理。陳氏說：“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隻把做恩惠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唐儒韓愈著《原道》，稱“博愛之謂仁”[2]，二程、朱熹皆所不取。程頤答弟子問，主張“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於韓愈之論仁，明斥其非，指出：“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3]陳淳之說，即源此而來。接下去，陳氏又本程頤“愛自情，仁自是性”之教，對宋儒仁學進行總結。他說：“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豈能離得愛？”於是遵朱子遺訓，對程門弟子謝良佐、楊時等的仁學主張，陳淳斷然否定，評為“殊失向來孔門傳授心法本旨”。他的結論是：“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隻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