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布克哈特在自己的演講中將一個古老的歐洲晚熟的智慧付諸表達時，馬克思正在準備發表《資本論》。在這部書中，全部曆史被歸結為一個社會—經濟程序，它日益尖銳化為一場世界革命和世界更新。作為19世紀40年代革命運動最激進形式的代表，馬克思並不是要延緩市民—資本主義社會的衰亡，而是要推進它，直到整個曆史程序的最終完成。盡管《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的作者同他“過去的哲學信仰作了清算”，並且毅然轉向經濟分析，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學”，但是，作為“唯物主義者”，他依然是一個具有傑出曆史感的哲學家。然而，他在自己的曆史著作（《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法蘭西內戰》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卻遠不如他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那樣更是一位曆史哲學家。因為後兩部作品的最突出特征，並不是獨斷地強調階級鬥爭和勞動與資本的關係，而是把所有這些範疇納入一個包羅萬象的曆史結構中去。就像黑格爾在哲學中和鮑爾（F.C.Baur）在神學中所做的那樣，馬克思也把他的具體科學問題轉化為曆史問題。
馬克思曆史感的核心意義最初體現在他於1841年所作的關於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的哲學博士論文中。對古代唯物主義的這一分析的主題思想，就是關於後來哲學的曆史意義的一般性問題。馬克思把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之後的伊壁鳩魯學派、斯多亞學派和懷疑學派的學說，與現代的、黑格爾之後的學說，特別是與費爾巴哈、施蒂納和鮑威爾進行比較，以便把這些片麵的、道德化的宗派的曆史意義描述為過去完成了一種包羅萬象的純粹沉思哲學的必然結果。因為當一種古典哲學的抽象原則，就像在亞裏士多德和黑格爾那裏那樣，發展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整體時，一種沿著傳統路線的繼續發展就不再可能了。在這樣一些曆史轉折點上，必須進行一種新的嚐試，與哲學傳統決裂。緊接這樣一些關節點的，是以曆史的、必然發生的、動搖一切的突變。沒有看到一種新開端的必然性的人，就隻好聽天由命，或者像黑格爾的那些保守的學生那樣，“用蠟、石膏和銅來仿造”大師、“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來的東西。隻有當人們認識到一種革命變革的必然性時，才能夠懂得，為什麽在亞裏士多德之後還能夠出現一個芝諾、一個伊壁鳩魯和一種懷疑論，為什麽在黑格爾之後還能夠出現現代哲學家的各種“毫無價值的嚐試”。“在這樣的（批判的）時代，模棱兩可的智者的觀點同全體統帥的觀點是對立的。統帥認為，裁減戰鬥部隊……簽訂符合現實的和約，可以挽回損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kles，即馬克思自己）在雅典城（即哲學）遭到毀滅的威脅時，卻勸說雅典人完全拋棄這個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個元素上（即在政治和經濟實踐的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即一種嶄新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