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陸的憲政議會製有其古典時期，即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資產者王國，其古典代表人物是基佐。對基佐來說，古代的君主製和貴族製是失敗的，而洶湧而來的民主製似乎是一股大潮，為此必須築起一道攔洪大壩。憲政-議會的資產者王國，徘徊於君主製和民主製之間。一切社會問題都在議會中通過理性的公開辯論加以解決；“中道”（juste milieu）一詞就來自這種思想最深處的內核，像資產者王國這類概念，其內部已包含著“中道”和有原則的妥協的全部思想。與議會製憲政而非民主製對立的，是要消滅議會製的專政思想，它變成了時興的話題。1848年這個關鍵年份既是民主年，也是專政年，都與議會製思想的資產者自由主義相對立。
辯論、製衡、進行有原則的協商，這類思想處在兩個極力反對它的對手之間，它們認為，協商性辯論隻是浴血的決斷鬥爭之間的插曲。這兩個對手用不擺平衡、沒有商量、不容爭辯，也就是說，用專政作出回答。用一句常見的話來暫時描述一下吧：一種是理性主義的不容爭辯，一種是非理性主義的不容爭辯。就沒有商量的專政是從其不通融的理性主義中誕生的而言，它已經有其漫長傳統：啟蒙運動的教育專政、哲學上的雅各賓主義、理性的強製、從理性主義和古典主義精神中產生的形式統一性，“哲學與劍的結盟”。隨著拿破侖的失敗，這種傳統似乎也壽終正寢，在理論和道德上被新近覺醒的曆史意識所克服。然而，理性主義專政的可能性總以一種曆史哲學的形式，作為一種政治理念而繼續存活著；其支持者是激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其最終的形而上學證明建立在黑格爾的曆史邏輯的基礎上。
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走向科學，並不意味著它否定了專政。上次世界大戰以來，少數激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相信，他們必須回到烏托邦，社會主義才能重振其專政的勇氣，這就是一個醒目的征兆。這表明，科學已不再是當前這代人社會實踐的基礎，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然而，這也並不表示，專政的可能性已與科學社會主義無緣。必須正確理解“科學”一詞，不能僅僅把它局限於精確的自然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哲學當然不能為專政提供根據，就像它不能為任何政治製度或權威提供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性主義所進入的領域，大大超出了自然科學可能涉及的範圍，甚至已經大大勝過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信仰，完成了一次幾乎不可思議的飛躍。如果這種理性主義能保持自身原有的活力，其強度肯定可以跟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