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傳統重“為道”：“知”哲學與“行”哲學的統一
中國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傳統的知行合一思想決定了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學觀點付諸實踐，使哲學與實際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打成一片，他們不單是講哲學，而且要用哲學，身體力行。所以一般哲學家，當然主要是儒家，都集哲學與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於一身，他們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儒家所講的內聖外王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很讚賞金嶽霖對這個道理所做的概括：既有內在的聖智，就必然可以外在化為王者治國安邦之道，哲學思想必然可以在經國濟世的活動中得到實現，哲學家必然要成為政治家。[1]所以“一位傑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後”，可以成為“無冕之王”[2]。
儒家哲人的這種特點不僅與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關，而且說到底還是他們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現。儒家的天人合一本來就是一種人生哲學。人主要地不是作為認識者與天地萬物打交道，而是主要地作為一個人倫道德意義的行為者與天地萬物打交道，故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個最充滿人倫道德意義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哲學思想與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融為一體，個人與他人、與社會融為一體。這樣，在儒家傳統中，哲學與實際的政治生活、人倫生活合而為一，哲學家與實踐的政治家、道德家合而為一，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西方傳統哲學重“為學”：“知”哲學與“行”哲學的相對分離
和這種情況不同，西方哲學傳統重主客二分，重對自然的認識與征服，重認識論與方法論，比起中國儒家傳統來，較少重人生哲學。如果用“為道”與“為學”的術語來說，中國儒家傳統是重“為道”，而西方哲學傳統則是重“為學”。重“為道”的哲學家必然把自己的哲學與人生、與生活緊密聯係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3]；重“為學”的哲學家則比較脫離實際生活，處在實際生活之外，用金嶽霖的話來說，“他推理、論證，但是並不傳道。……他懂哲學，卻不用哲學”[4]。也可以說，他“知”哲學而不“行”哲學，不身體力行。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後者則往往脫離實際，對哲學做學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學推理和論證中自得其樂。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傳統哲學家不講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相反，他們大都有自己的係統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或則與他們本人的生活雖有緊密聯係，卻與他們的哲學思想並無緊密聯係，或則與他們的哲學思想雖有緊密聯係，卻與他們本人的生活並無緊密聯係，他們都不像中國的儒家哲人那樣，其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既與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緊密聯係在一起，同時又與哲學家本人的生活緊密聯係在一起[5]，甚至於哲學家與政治家、道德家，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倫理思想都是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