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境界的劃分
境界按照各式各樣的標準，可以有各式各樣的分類。例如按時代的標準來分，有古代人的境界，中世紀人的境界，近代人的境界；從東西方文化背景的標準來分，有東方人的境界，西方人的境界；就中國文化傳統來說，有儒家的境界，道家的境界，釋家的境界；就人的社會地位來說，有統治者的境界，被統治者的境界；就受教育的情況來說，有受過教育的人的境界，有未受過教育的人的境界；至於中國傳統詩論中所講的詩意境界更是名目繁多，眾說紛紜。馮友蘭把人生境界按高低分為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不打算提出新的分類法，隻想談談不同群體的境界之間的溝通問題和如何提高境界的問題。
2.境界的固執性和可移易性
人們的境界一旦形成之後，它便有相對穩定性，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這裏的“本性”可以理解為已經形成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某種境界。說穩定性是相對的，就意味著不是不可移易的，但又是有難度的。正因為移易有難度，所以就產生了如何使不同群體的境界之間互相溝通的問題和如何提高人們的境界問題。哈貝馬斯所提出的普遍性原則（“U原則”）和討論性原則（“D原則”）相結合的“商談倫理學”，以本書所講的境界論的觀點來看，實際上也可以說是試圖溝通不同群體特別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境界的設想，隻不過是限於道德方麵的境界；哈貝馬斯所謂“理想的談話環境”，他自己承認不過是一種“假定”或“預期”。國內倫理學界不少人提出“普遍倫理”作為國際間交往的準則，我以為也是一種以溝通不同群體間不同道德境界為目的的觀點，值得我們重視。
我們可以把一個民族的生活世界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看成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生活構成的一個不斷運轉著的圓圈，其中文化居於中心地位，經濟是周邊，更具體一點講，就一個民族而言，是該民族文化的觀念形態特別是該民族的精神境界居於中心位置，經濟特別是生產是邊緣；就一個人而言，是其人生境界居於中心，物質生活是邊緣。在這樣一個不斷運轉的圓圈中，越是居於邊緣的因素如一個民族的經濟特別是生產和一個個人的物質生活，其運轉的速度越快，而居於中心的文化特別是精神境界則雖隨之而運轉，但其變速則甚為緩慢。換言之，經濟特別是生產是比較敏感、比較靈通的領域，而文化特別是精神境界則是比較遲鈍、比較固執的。這主要是因為民族與民族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其在文化方麵、精神境界方麵的接觸比起經濟方麵、物質生活方麵的接觸來，是間接的、無形的、深層次的。這也就是為什麽民族與民族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以至各類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精神境界較難溝通的原因。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益發展，文化將逐步地、包括經過嚴酷的鬥爭而走向融合（融合不是消除差異，不是消除各民族文化的特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趨勢則是不可避免的，而這也就構成了各民族的精神境界之間得以溝通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