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伯所處的時代類似，我們現在也正處於科技日益繁榮發達的時代，布伯所謂“它的世界”（the world of It）正日益擴大，“經驗和使用的能力”（ability to experience and use）也正日益增長[1]。我們今天所麵臨的這種文化思想景觀，歐洲在我們之前早已達到了，布伯在20世紀初出版的《我和你》一書中就已經對這種景觀做出了自己的評論：“經驗和使用能力一代一代地不斷增長，這是不可避免的。通常談論精神生活的進步，就是取的這個意義。”但是，“這種所謂‘精神生活’對於生活在精神中的生活來說，多半是一種障礙”，“因為經驗和使用能力的增長主要是通過降低人們進入關係的力量，即削弱人們所唯一賴以生活在精神中的生活的力量而發生的”。“精神在於你和我之間”的一體關係，而不屬於“我和它”。“人如果能回應他自己的‘你’，他就是生活在精神中。……隻是由於他有力量進入關係（按：指進入“我—你”的一體關係——引者），他才能生活在精神中。”[2]布伯的這些話並不是要把“經驗和使用的能力”與進入“我—你”一體關係的“力量”對立起來，並不是要把科技的發展與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對立起來。布伯在這裏主要是描寫一個曆史事實：在曆史上，過分重視科技方麵的“經驗和使用的能力”的發展，大多伴隨著進入“我—你”一體關係的精神力量的削弱。我國當前不是也存在這種情況嗎？人們所謂“人文精神之喪失”與布伯所謂進入“我—你”一體關係的精神力量之削弱，是很相似的。但是，正因為在布伯麵前存在著這種曆史事實，他才在《我和你》一書中反複申述這種狀況的不合理。布伯並不否認科技上“經驗和使用能力的發展”的意義，但他針對時弊，卻更加強調要超越這種能力的發展而進入“我—你”一體關係的精神境界。他說：“‘我—它’這個原始詞並不是不幸”，“不幸的是，如果一個人讓這個原始詞掌握了統治權，那麽，不斷增長的‘它’的世界就會蓋過他而剝奪他自己的‘我’的真實性。”[3]的確，“經驗和使用能力的發展”是必要的，但片麵地讓其統治人，則人必然成為“喪己”之人。布伯說：“因果性在‘它’的世界中的無限統治對於自然的科學秩序有其根本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會成為人的負擔，人並不限於［生活在］‘它’的世界，而是能夠不斷地走向關係的世界，在這裏，‘我’和‘你’自由地在相互影響中彼此麵對，這種相互影響既不是與因果性相聯係的，也不具有因果性的特點。在這裏，人既確實擁有他自己存在的自由，同時又確實擁有神（Being）的自由。隻有認識了關係（按：指“我—你”的一體關係——引者）和認識到‘你’的顯現（presence）的人，才有做出決定的能力，做決定的人是自由的，因為他已接近了主。”[4]“因果性對確有自由的人並不是負擔。他知道他的必死的生命本性搖擺於‘你’和‘它’之間，他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意義。”[5]布伯的這些話告訴我們，科學技術所講的因果性、必然性是人生之所必需，但它又並不妨礙人做出自我決定的自由，人生就是“搖擺於”二者之間。問題的關鍵在於不要把因果性、必然性或“它”的世界放在統治人的地位，而是相反地應該把“我—你”的一體關係或自由的精神境界放在主導的地位。對於有自由的精神境界的人來說，“所謂必然性並不能嚇住他”，他能認識到自由與必然或命運是“相互回應”的，他能駕馭必然性，敢於麵對它，也就是說，有超越必然性或命運的力量。“敢於對夢魘說出它的真名，就能有超越夢魘的力量。同樣，敢於對‘它’的世界說出它的真名，就能有超越‘它’的世界的力量。”[6]這也就是說，超越必然就是自由。超越不是拋棄，而是一種主導的力量。這種力量（處於“我—你”一體關係中的精神力量）“能滲透到‘它’的世界之中並使之變形”[7]。布伯的這一思想和尼采所主張的以積極肯定的態度和“愛”的熱情對待必然性從而超越必然性，達到自由的思想，是相似相通的[8]。布伯由此得出結論：“一個忽視一切由因果性決定的東西而能從深層做出決定的人‘和’不在乎財物的人”，是“自由的人”，命運或必然性“不是他的限界，而是他的實現”。以這樣的態度來看待命運或必然性，那麽，原以為是“嚴酷的東西”（指必然性——引者）就會變得“充滿了光”，就像“仁愛”本身一樣[9]。我想，如果能讓我國當今正在蓬勃發展的科技事業充滿“仁愛”和“民胞物與”的精神之火與光，那該是一幅多麽美妙的文明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