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侵權責任法》將醫療損害責任的歸責原則確定為過錯責任的做法並不妥當，不僅違背生活常識，也違背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
（一）違背生活常識
《侵權責任法》關於醫療損害責任歸責原則的規定基本就是過錯責任原則，也就是說，受害患者需證明醫方在診療活動中存在過錯，這在客觀上要求受害患者具備相當紮實的醫學知識，否則很難證明醫方存在過錯。在梁啟超醫療損害案中，梁啟超被錯誤割掉健康的右腎，如果當時讓梁啟超證明診療活動存在過錯，根本就沒有可能。梁啟超學貫中西，才高八鬥，知識淵博，堪稱一代風雲人物，但他卻不懂醫學，他不能診斷自己的病情，更不能給自己動外科手術，讓他如何證明診療活動存在過錯？這不是強人所難，又能是什麽？這不是淩辱現實生活，又能是什麽？
退一步講，即使對於專門的醫學工作者而言，當他成為患者而受到損害時，也很難證明醫方存在過錯，這本應是生活常識，卻在法律上成為需要論證的問題，真不知是法律的悲哀，還是社會意識的悲哀，抑或本身就是醫療衛生界的悲哀。當醫生作為患者被醫方診療時，他本人並不能親自診療，當需要手術時，他本人尤其不能親自操刀，讓他如何證明診療活動存在過錯？上文所述北大第一醫院熊卓為醫療損害賠償案便是明證，熊卓為教授因手術致死，她如何證明診療過錯？他的近親屬如何證明診療過錯？
對於一般患者而言，要證明醫方存在過錯太過困難，其理由主要在於：由於醫療活動具有的高度專業性、複雜性、不確定性以及在醫療訴訟中醫方對於證據的絕對控製性，患者一方很難證明醫師在診斷、治療活動中是否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醫療過錯的判斷受到醫療水準、醫師的自由裁量權、緊急性等因素的影響。如果患者在醫療活動中處於昏迷狀態，則進一步加重了證明醫方過失的困難性。如果一概由患者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很明顯不能充分救濟其人身權益，也使醫患關係處於極為緊張的狀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