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反壟斷案例時，傳統分析框架按照當事方關係（比如水平關係）和行為屬性（比如拒絕交易）對限製交易行為進行分類，之後分別適用“本身違法”或“合理規則”，具體類型和適用標準如下圖所示[4]：
在上圖六區中，筆者列舉了與兩類標準有所出入的案例。2007年，聯邦法院在Leegin案例中改變原標準，使垂直限製商品轉售最高價的案例由“合理規則”轉向“本身違法”。六區標準目前整合為兩區模型，即水平協議適用“本身違法”（但有例外），垂直協議適用“合理規則”（但有例外）。
適用傳統模式的基礎工作是確定限製的類型。如果限製交易涉及的當事方是現實或潛在的競爭者，該限製就是水平限製；如果當事方涉及交易各方的顧客或供應商，該限製就是垂直限製。不過，很多情形是模糊的。比如，多數分銷（distribution）限製（如劃定專營區域、固定轉售價）旨在防止零售商之間相互競爭，這種垂直限製含有明顯的水平限製因素，如何歸類呢？2007年以前，適用傳統模式還涉及另一項工作，即將限製劃分為價格固定（price-fix）、非價格限製（non-price restraints，如限定顧客、地域或產品），或者拒絕交易（boycott）等類型。這種劃分在初期易於識別，但是從Socony案開始，任何針對價格的限製都可稱為固定價格；即使是非價格限製，因其對價格產生影響，也可貼上“固定價格”的標簽。而且，任何限製都潛在含有拒絕交易的因素。定義的模糊意味著法院擁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權對交易限製進行分類。目前尚不清楚法院如何解決分類問題。
限製類型確定後，就要適用“本身違法”或“合理規則”標準。有時，明顯可以適用的標準卻不能適用，這意味著“合理準則”可以替代“本身違法”。不過，“合理規則”也存在界定含糊的問題。比如在拒絕交易案例中，並無解釋說明：法院何時采用Stationers案的“合理規則”標準，何時采用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案的“本身違法”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