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979年的普羅迪法滿足了十分顯著的需求，但其適用並未取得期望的結果，包括處於危機中的企業在恢複期內，其就業數量的維持、對債權人債權的清償等方麵。其中原因也包括法律規定中的某些原始缺陷。主要缺陷在於，僅基於規模的要求，就自動嚴格地將處於危機中的大企業與特別管理的新製度掛鉤。

從司法上核實了無力償債的狀態後，僅基於一家企業的債務水平超過了一定限度的事實，便自動啟動特別管理程序。對這一建立於債務基礎上的衡量尺度，後續補充了另一標準，與雇員數量相關，即不能少於300人。

這一僅建立於數量要求之上（債務限度、雇員數量）的程序啟動標準，導致某些不可能改觀的企業強製進入特別管理程序，而這些企業並不存在任何複蘇的可能。在這些案例中，企業的存續既未保護生產，也未保護就業，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因為生產活動的存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新債務，毫無意義地消耗了剩餘的可支配資源。

此外，應指出普羅迪法是歐盟機構（包括歐盟委員會、歐洲法院）多次批評的目標，認為其違反了與國家救助相關的規定（既包括為應對工業活動的現行管理，由國庫為處於程序中的企業的債務合同呈交的擔保，也包括對處於特別管理製度中的企業在稅收方麵采取的有利對待）。該法律還因為似乎授予了管理機構過多的自行處分權而受到抨擊，而且在反壟斷方麵也造成了諸多疑慮，顯示它導致在無償債能力和低效的企業市場中形成虛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