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和誌願者群體，是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和減災救災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這是我們從汶川地震搶險救災工作中得到的基本經驗。汶川地震後，成千上萬的誌願者從全國各地，通過組織，或者自發趕赴災區。賑災中，誌願服務具有行動快、人數多、領域廣、作用大的特征。總體上說，汶川地震救災誌願服務非常及時，在救援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貢獻，得到政府機構與群眾的高度認可。通常，發動青年誌願者依靠的都是團委，目前看來僅僅靠團委對誌願者進行有目的、專業性的培訓是不夠的。紅十字會人員編製少，災害到來時需要大量誌願者，也不能滿足需求。因此，需要建立一個與減災救災體製相適應的誌願者體製和機製。抗震救災的經驗表明，越是第一時間能主動和各級政府、指揮中心或者紅十字會聯係的誌願者，越容易發揮自己的作用。在製定和實施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的過程中，建立合作與協商製度，不僅意味著要建立新的利益機製，同時要建立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行為規則——在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各個利益群體之間，就突發公共事件的管理製定全麵的協議，在一個總的框架下進行合作，這樣就可以達到突發公共事件管理的目標。協商與合作應當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合作與協商將由人們的心態變成一種行為，最終成為一種製度。沒有協商與合作，突發公共事件預案的製定和實施是不可能的。
（一）現行社會組織管理體製存在的問題
1.社會組織雙重管理體製不合理
在其他很多國家，政府製定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進行保護、引導和監管。我國社會組織管理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製。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和業務管理，實行“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審核和雙重監管，用以規範、監督和管理社會組織。一方麵通過雙重的準入門檻限製社會組織獲得合法身份；另一方麵通過不同政府部門分別負責的雙重體製分散權力，從而分散因社會組織活動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5]如此的雙重管理體製，在實踐中產生了諸多問題。首先，由政府兩個部門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會產生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問題。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機關兩個部門之間，缺少法律或政策上明確規定的職責和管理範圍，通常對社會組織起不到切實有效的管理作用。登記管理機關對社會組織進行登記後，便很少有能力再對這些社會組織進行管理。業務主管機關與社會組織存在一定的聯係，所起到的監督作用便會大打折扣。其次，政府管理機關從分散政治風險的角度出發，勢必會加大對社會組織的控製，使其處於有效管理的範圍內，繼而忽視了如何促進社會組織的長久發展。一方麵使得大量的社會組織被拒絕合法登記；另一方麵對已經登記的社會組織缺乏指引和幫助。在雙重管理體製下的法律規定，不利於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也使得政府監管不力，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難以有效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