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產是曆史的發源地——這一思想在這裏第一次直率地概括地表述出來了。我們也要指出，在上麵引用的地方首次使用了“生產方式”這個術語。
在書的另外兩個地方可以發現對待唯物主義曆史觀基本範疇——“生產關係”的觀點——但這僅僅是一些觀點而已。在第一個地方[50]，馬克思認為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對象是“人對人的社會關係”，提到了社會關係的物化問題（請比較《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對象化問題和《資本論》中的拜物教與生產關係的物化問題）。列寧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自己的摘要中，他強調指出：“這一段話極有特色，因為它表明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個‘體係’（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產的社會關係這個思想。”[51]誠然，如果像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認為這是觀點的主要方麵，那就錯了。
在第二個地方[52]，馬克思認為“經濟的和工業的關係”是決定政治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這就是1844年秋天（9～11月）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關於未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完整觀點的關鍵性的突破。
在這一時期，恩格斯在基本上沒有依靠馬克思的情況下，也在同一個方麵獨自發展了自己的觀點。他本人以下麵的方式描述了自己向唯物主義的轉變：“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隻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曆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現代階級對立所由產生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的基礎。”[53]自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恩格斯生活在曼徹斯特，他向唯物主義曆史觀的轉變正是在這一時期。然而把上麵引用的論據同恩格斯上述時期的著作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對他這一時期的觀點的成熟程度的評述中帶有某種“追溯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