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詞源學方麵來看，也能證明這裏所作的解釋是正確的。在新用語出現以前，主要使用“社會形式”的用語。而在辯證哲學中，形式這個概念的含義不是指外在形式，而是指內部結構。由此，從“社會形式”的概念轉變為“社會經濟形式”、“社會經濟結構”、“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就成為可能。馬克思從地質學那裏借用了形態這個概念[90]，而這個借用是恰到好處的。弄清馬克思著作中新的用語的出現由怎樣的具體情形所決定，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考慮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就已經闡發了隻有經濟史才具有獨立意義的思想，那麽，把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的形態加以區分出來，就特別容易理解了。
總之，到1859年，整體說來在對社會結構的解釋上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完成了把生產關係從所有其他社會關係中區分出來的過程，並且製定了曆史上一定生產關係的總和的新概念，即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
在曆史分期上馬克思向前邁出了另外重要的一步，新的曆史分期包括兩個方麵。
第一，馬克思還劃出了經濟史上的一個時代——“亞細亞生產方式”。這是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的新研究的直接成果。[91]由此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追溯性的差異”的意義是多麽巨大。[92]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也是一樣。馬克思在敘述1845年他所取得的成果時，使它具有了和1859年的思想水平相適應的形式。雖然，整體說來，1859年敘述的唯物主義曆史觀觀點同《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有關這個理論的內容是相一致的，但是，某些根本性的新因素（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在那裏畢竟是沒有的。因此，那個初看起來僅僅是“追溯性的差異”的東西，現在仔細看來，卻是馬克思經過新的更深入的研究而實現的質的飛躍的一種突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