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9年，科南特多方籌集資金，改革哈佛招生製度和教師聘任製度，建設各研究生院和圖書館，營造了良好的學校氛圍，不僅提高了教師隊伍的學術水平，樹立了哈佛學術權威，還促使哈佛校園從職工到學生呈現出真正的多樣化，顯示出世界名牌大學的廣泛包容性。1939年起，科南特的外交觀點開始轉變，由支持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轉向幹預主義，希望並促使美國反抗德國納粹的軍事侵略。1941年，他被選進教育政策委員會，協助製定教育政策，接觸了更廣泛的教育家群體，結識了一批著名的教育改革家，為以後從事公立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礎。自此，科南特開始頻繁出入白宮，與政界、科技界、軍事界的顯赫人物接觸，並與科學家布什在科學研究辦公室和國防研究委員會一起研究原子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很多哈佛的教授進入軍事機構。由於戰爭，軍隊大量招募年輕人。1942年初，許多大學出現了特殊的陸軍、空軍和海軍學院。哈佛也開設了至少12門軍事類的訓練課程，服務於3000名學生。穿著軍隊製服的年輕人遍布於哈佛校園和河對麵的哈佛管理學院研究生院。在1942年到1945年，有幾千名官員在哈佛接受培訓。
1942年秋，麵對這種情況，科南特和文理學院的院長保羅·巴克(Paul H.Buck)開始考慮哈佛文理學院的老師應當扮演的角色。麵對急劇擴張的本科生，那些未卷入戰爭事務的教師是否會覺得自己被隔離了?他們開始籌劃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希望那些不參與政府工作的教授與文理學院的教師能在本科教學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巴克答應做主席。1943年春，一個12人的委員會成立了，該委員會致力於書寫“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目標”報告書。考慮到普通教育涉及大學和中學課程，必須聽取教育學教授的意見，科南特期望他們能與文理學院的教師通力合作，在委員會成員中，任命了兩位教育學教授，其餘都是文理學院的教師。科南特希望他們描述一個戰後的教育計劃。普通教育的目標既包括本科層次，也包括研究生層次。科南特為該委員會提供了6萬美元的資金支持，希望委員會的報告能對整個學術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