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天，科南特與格瑞斯·泰勒·理查德小姐(Grace Thayer Richard)成為夫妻。科南特的嶽父大人正是他的導師，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理查德教授(William Richard)。婚後，科南特的妻子曾不止一次提起在他們訂婚後的一次簡短的談話。在那次談話中，科南特展望了未來，並提出了三個目標：一是要成為美國有機化學領域的領袖；二是成為哈佛的校長；三是成為國家內閣的成員，或許能成為內政部部長。①
1920年訂婚後的那次談話表露了科南特的想法，他並不希望像自己的嶽父理查德教授那樣成為享譽國際的化學家，他隻希望成為美國有機化學家的領導者。他也不想一輩子都從事化學研究，在他的身體中有一個“不安於現狀的靈魂”。他希望能夠過三種生活，以體驗不同的人生。實際上，他覺得“經曆三種工作對於一個年輕人的夢想來說是合情理的”。
婚後不久，科南特申請了半年時間的出國訪問，並接受了一筆資助。他帶著妻子和半歲的兒子到了德國慕尼黑，隨後訪問了德國的漢堡、法蘭克福、哥廷根、柏林、萊比錫、埃爾蘭根等城市。科南特此行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麽使得德國的科學，尤其是在有機化學方麵成果如此豐富?他猜想這歸功於德國的大學係統。
科南特的猜想在德國得到了諸多方麵的證實。通過與年輕人的談話，科南特了解到德國大學和美國大學之間的巨大差異。第一，在德國每一學科隻有一名正教授；第二，年輕的教授從不會在他學習的大學中得到提拔；第三，有一個非官方的但永久性的大學等級體係，柏林、慕尼黑和哥廷根位於體係的頂部，而埃爾蘭根位於體係底部。但此時科南特感興趣的不是本科教育，而是培養研究型的化學家。
科南特還了解到，德國形成了一個競爭十分激烈的學術體係。年輕的教授能否提升是由高級教授來決定的，他們會盡量排除個人的觀點，給年輕的教授做出高專業標準的評價。通常有抱負的年輕人希望能在本領域的學科帶頭人那裏獲得助理的職位。當獨立工作的時候，年輕人通常要求在非正式的聚會前做報告。博士論文的撰寫十分重要，作為實驗室負責人的著名教授會仔細檢查博士論文以及答辯過程，以此來確定年輕的研究者是否具有在某一大學任職的能力。盡管理論上所有通過答辯的人是站在同一平台上，然而實際上實驗室負責人的評價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未來。科南特看到，教授韋斯特在慕尼黑公共答辯會上對於兩名博士答辯人的評價。兩者都通過了答辯，一名獲得了很高的評價，而另一名則沒有。前者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一份前途極好的學術性工作，而後者進入了工業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