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大學是傳授高深學問的地方，但這並非大學內涵的全部。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僅是因為它教授了高級知識、培養了高級人才，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大學生們“積極主動地參與科學研究，並且憑借這個經驗獲得終生受用的學術訓練和指導。從理論上說，學生在大學裏麵應該獨立地思考，批判地學習，並且要學會對自己負責。”①所以，大學是一個讓學生可以充分自由學習，從而獲得思想自由的地方。大學還是一個在不斷的思想碰撞中形成新的思想的自由之地，因此，必須賦予師生充分的研究與辯論自由。
大學是一個由學者與學生組成的，致力於尋求真理之事業的共同體……就像教會一樣，它的自治權——這種自治權甚至都得到國家的尊重——是來自一個具有超國家、普世性特點的不朽理念：學術自由。這是大學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賦予的。學術自由是一項特權，它使得傳授真理成為一種義不容辭的職責，它使得大學可以橫眉冷對大學內外一切試圖剝奪這項自由的人。
可以說，大學自誕生以來，自由就成為大學為之大學的根本保障。古希臘的“柏拉圖學園”裏，人人皆可自由地表述觀點，自由地選取任何領域來表達。然而，自中世紀以來，知識逐漸成為了宗教的婢女，學術臣服於宗教的勢力。自由被限製在了宗教團體允許的範圍之內。即便是在後來的世俗化演進中，政府成為大學的新“婆婆”,學術自由的空間受到進一步的擠壓。可以說，迫於各種壓力，大學始終是周旋於校內外的各種利益團體之間，既要保證社會對大學的滿意度，又要滿足校內師生對大學所提出的各種權利。大學已然變身為社會諸多問題的處理中心，也成為政界、市場與社會相關人士的服務機構。這種壓力使得大學被動地處於社會的輿論中心，成為社會諸多問題的發源地。大學為了應對這種壓力，隻能使自身成為一個更加客觀的現存體，接受外界給予的反應，然後迅速作出回應。然而，我們在現實中卻發現，就是在這種妥協方式下，大學的自由就成為大學換取社會滿意度的犧牲品。通過曆史的考證與現實所表現出來的形式，越來越多的人對大學表示出了擔憂，大學自由的範圍似乎在慢慢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