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內辦一個公立的大學。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次年（丙午，一九〇六）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板橋北租屋開學。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鬆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複學了。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裏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是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做怪物。所以讚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於義憤，遂於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讚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國文題目是“言誌”，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麽，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著和服，拖著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帶著老花眼鏡，捧著水煙袋的。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語的同學翻譯。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隻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別愛護我們，鼓勵我們。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曆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