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杭州到上海以後就進當時最大的書局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同時兼了江蘇省教育會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會供給。但是年輕人幹不慣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後我就辭職了。與商務印書館之間的銀錢往來也在翌年清結。
我與幾位朋友在國立北京大學和江蘇省教育會讚助下開始發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編。雜誌創辦後六個月就銷到一萬份。它的主要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
那時正是歐戰後不久，自由與民主正風靡全世界，威爾遜主義已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注意。中國青年正浸**於戰後由歐美湧至的新思想。報紙與雜誌均以巨大篇幅報導國際新聞和近代發展。中國已經開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以求中國新生。這本思想激進的雜誌原為幾年前陳獨秀所創辦，後來由北京大學的一群教授共同編輯。《新青年》在介紹新思想時，自然而然對舊信仰和舊傳統展開激烈的攻擊。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這些激烈的言論固然招致一般讀者的強烈反感，但是全國青年卻已普遍沾染知識革命的情緒。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移居上海。我們前麵已經談過新誕生的民國的坎坷命運，而且一部分正受著割據各省的軍閥統治。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最強大的據點是南方和上海。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國民黨成立新政府對抗北京政府，以求維護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則，並進而推廣於全國。當時廣州的南方政府是由總裁控製的。若幹參加分子的政治見解非常膚淺，孫先生無法同意，乃離粵北上定居滬濱，從事中國實業計劃的研究。
他的目光遠超乎當時的政治紛爭之外，他的實業計劃如果順利實現，可以解除人民貧困，促使國家富強，並使中國躋於現代工業化國家之林。根據中山先生的計劃，中國的工業建設分為食衣住行四大類。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孫先生就根據這些因素計劃中國的工業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