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校長和胡適之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這不是蔡校長等的力量，或者國內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為不滿的情緒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長得根深蒂固。學校裏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讚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評議會通過一項辦法，規定學生必須繳講義費。這可威脅到他們的荷包了。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反對此項規定。蔡校長趕到現場，告訴他們，必須服從學校規則。學生們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群眾湧進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的”規定的人算賬。蔡校長告訴他們，講義費的規定應由他單獨負責。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群眾在他麵前圍了個半圓形。蔡校長向他們逼近幾步，他們就往後退幾步，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為正義之獅了。
群眾漸漸散去，他也回到了辦公室。門外仍舊聚著五十名左右的學生，要求取消講義費的規定。走廊上擠滿了好奇的圍觀者。事情成了僵局。後來教務長顧孟餘先生答應考慮延期收費，才算把事情解決。所謂延期，自然是無限延擱。這就是當時全國所知的北大講義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