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是個內陸城市。住在長沙的一段時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遠離海洋。甚至在留美期間，我也一直住在沿海地區，先在加利福尼亞住了四年，後來又在紐約住了五年。住在內陸城市使我有幹燥之感，雖然長沙的氣候很潮濕，而且離洞庭湖也不遠。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居所是大平原附近的山區，或者山區附近的平原，但是都不能離海太遠。離海過遠，我心目中的空間似乎就會被堅實的土地所充塞，覺得身心都不舒暢。
我到達長沙時，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已經先到那裏。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曆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我一麵為戰局擔憂，一麵又為戰區裏或淪陷區裏的親戚朋友擔心，我的身體就有點支持不住了。“頭痛”不過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體力大受影響。雖然胃病時發，我仍勉強打起精神和梅校長共同負起責任來，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
聯合大學在長沙成立以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學生都陸續來了。有的是從天津搭英國輪船先到香港，然後再搭飛機或粵漢鐵路火車來的，有的則由北平搭平漢鐵路火車先到漢口，然後轉粵漢鐵路到長沙。幾星期之內，大概就有兩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學生齊集在長沙聖經學校了。聯合大學租了聖經學校為臨時校舍。書籍和實驗儀器則是在香港購置運來的，不到兩個月，聯大就初具規模了。
因為在長沙城內找不到地方，我們就把文學院搬到佛教聖地南嶽衡山。我曾經到南嶽去過兩次，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回憶。其中一次我和幾位朋友曾深入叢山之中暢遊三日，途中還曾經過一條山路，明朝末年一位流亡皇帝（永曆帝）在三百年前為逃避清兵追趕曾經走過這條山路。現在路旁還豎著一個紀念碑，碑上刻著所有追隨他的臣子的名字。在我們經過的一所寺廟裏，看見一棵鬆樹，據一位老僧說是永曆帝所手植的。說來奇怪，這棵鬆樹竟長得像一位佝僂的老翁，似乎是長途跋涉之後正在那裏休息。我們先後在同一的路上走過，而且暫駐在同一寺廟裏，為什麽？同是為了由北方來的異族入侵。一千多年來，中國始終為外來侵略所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