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戰爭是引向死亡的路，戰爭文學便是描寫死亡的文學。這種說法，對《文明》似乎格外真切。因為作者是醫生，像他所說的，是修理人肉機器的工匠。醫院本是生與死的緩衝地帶，而傷兵醫院還有殯殮與墓地的設備。
傷兵撤離了火線，無須廝殺了，沒有了眼前的危險；但可以拚命的對象，壓抑恐懼的瘋狂，也隨之消失。生與死的搏鬥並沒中止，隻轉移了陣地：從龐大的軍事機構轉到渺小的四肢百體，髒腑神經。敵人躲在無從捉摸無法控製的區域，加倍的凶殘，防禦卻反而由集團縮為個人。從此是無窮盡的苦海，因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凝神壹誌使自己盡量擔受痛苦”；有的“不會受苦，像一個人不會說外國話一樣”；有的靠了堅強的意誌，即使不能戰勝死亡，至少也暫時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潰爛的皮肉對比之下，反而增加了絕望。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死亡變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並不肯服從人的願望，它由它的意思來打擊你：時間、地位，都得由它挑”——這樣的一部戰爭小說集，簡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學。它使我們對人類的認識深入了一步，“見到了他們浴著一道更純潔的光，**裸地站在死亡麵前，擺脫了本能，使淳樸的靈魂恢複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家是小說家，他知道現實從來不會單純，不但沉淪中有偉大，慘劇中還有喜劇。辛酸的諷喻，激昂的抗議，沉痛的呼號，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癖、虛榮，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經他尖刻辛辣的諷刺（例如《葬禮》《紀律》《裝甲騎兵居佛裏哀》），在那些慘淡的歲月與悲壯的景色中間，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 macabre）。
作者是冷靜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精神交感的左右，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臨終苦難。沒有誇張，沒有嚎慟，兩個簡單的對比，平鋪直敘地刻畫出多麽淒涼的悲劇。“這個局麵所有緊張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裏擔負，仿佛這一大宗苦難無人承當就不成其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