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近以來，音樂才開始取得它在一般曆史上應占的地位。忽視了人類精神最深刻的一種表現，而謂可以窺探人類精神的進化，真是一件怪事。一個國家的政治生命，隻是它的最淺薄的麵目。要認識它內心的生命和行動的淵源，必得要從文學、哲學、藝術，那些反映著這個民族的思想、熱情與幻夢的各方麵，去滲透它的靈魂。
大家知道文學所貢獻於曆史的資料，例如高乃依[1]的詩，笛卡爾[2]的哲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的法國民族。假使我們沒有熟悉百科全書的主張，及十八世紀的沙龍的精神，那末，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將成為毫無生命的陳跡。
大家也知道，形象美術對於認識時代這一點上，供給多少寶貴的材料：它不啻是時代的麵貌，它把當時的人品、舉止、衣飾、習尚、日常生活的全部，在我們眼底重新映演。一切政治革命都在藝術革命中引起反響。一國的生命是全部現象——經濟現象和藝術現象——聯合起來的有機體，哥特式建築的共同點與不同點，使十九世紀的維奧萊·勒·杜克[3]追尋出十二世紀各國通商要道。對於建築部分的研究，例如鍾樓，就可以看出法國王朝的進步，及首都建築對於省會建築之影響。但是藝術的曆史效用，尤在使我們與一個時代的心靈，及時代感覺的背景接觸。在表麵上，文學與哲學所供給我們的材料，最為明白，而它們對於一個時代的性格，也能歸納在確切不移的公式中，但它們的單純化的功效是勉強的，不自然的，而我們所得的觀念，也是貧弱而呆滯；至於藝術，卻是依了活動的人生模塑的。而且藝術的領域，較之文學要廣大得多。法國的藝術，已經有十個世紀的曆史，但我們往常隻是依據了四世紀文學，來判斷法國思想。法國的中古藝術所顯示我們的內地生活，並沒有被法國的古典文學所道及。世界上很少國家的民族，像法國那般混雜。它包含著意大利人的、西班牙人的、德國人的、瑞士人的、英國人的、佛蘭德斯人的種種不同，甚至有時相反的民族與傳統。這些互相衝突的文化都因了法國政治的統一，才融合起來，獲得折衷，均衡。法國文學，的確表現了這種統一的情形，但它把組成法國民族性格的許多細微的不同點，卻完全忽視了。我們在凝視著法國哥特式教堂的玫瑰花瓣的彩色玻璃時，就想起往常批評法國民族特性的論見之偏執了。人家說法國人是理智而非幻想，樂觀而非荒誕，他的長處是素描而非色彩的。然而就是這個民族，曾創造了神秘的東方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