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他隻和那些卑微的朋友們生活著：他的助手和他的瘋癡的朋友，還有是更微賤的伴侶——他的家畜：他的母雞與他的貓[309]。
實在，他是孤獨的，而且他愈來愈孤獨了。“我永遠是孤獨的，”他於一五四八年寫信給他的侄兒說，“我不和任何人談話。”他不獨漸漸地和社會分離，且對於人類的利害、需求、快樂、思想也都淡漠了。
把他和當代的人群聯係著的最後的熱情——共和思想——亦冷熄了。當他在一五四四與一五四六年兩次大病中受著他的朋友裏喬在斯特羅齊家中看護的時候，他算是發泄了最後一道陣雨的閃光，米開朗琪羅病愈時，請求亡命在裏昂的羅伯托·斯特羅齊向法王要求履行他的諾言：他說假若弗朗西斯一世願恢複翡冷翠的自由，他將以自己的錢為他在翡冷翠諸府場上建造一座古銅的騎馬像。一五四六年，為表示他感激斯特羅齊的東道之誼，他把兩座《奴隸》贈與了他，他又把它們轉獻給弗朗西斯一世。
但這隻是一種政治熱的爆發——最後的爆發。在他一五四五年和賈諾蒂的談話中，好幾處他的表白類乎托爾斯泰的鬥爭無用論與不抵抗主義的思想：
“敢殺掉某一個人是一種極大的僭妄，因為我們不能確知死是否能產生若幹善，而生是否能阻止若幹善。因此我不能容忍那些人，說如果不是從惡——即殺戮——開始決不能有善的效果。時代變了，新的事故在產生，欲念亦轉換了，人類疲倦了……而末了，永遠會有出乎預料的事情。”
同一個米開朗琪羅，當初是激烈地攻擊專製君主的，此刻也反對那些理想著以一種行為去改變世界的革命家了，他很明白他曾經是革命家之一；他悲苦地責備的即是他自己。如哈姆萊特一樣，他此刻懷疑一切，懷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他所信的一切。他向行動告別了。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