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理論隻有在作品中表現出來時才有價值。對於托爾斯泰，理論與創作永遠是相連的，有如信仰與行動一般。正當他構成他的藝術批評時，他同時拿出他所希求的新藝術的模型。這模型包括兩種藝術形式，一是崇高的，一是通俗的，在最富人間性的意義上，都是“宗教的”，——一是努力以愛情來團結人類，一是對愛情的仇敵宣戰。他寫成了下列幾部傑作：《伊萬·伊裏奇之死》（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民間故事與童話》（一八八一——一八八六），《黑暗的力量》（一八八六），《克勒策奏鳴曲》（一八八九），和《主與仆》（一八九五）。這一個藝術時期仿如一座有兩個塔尖的大寺，一個象征永恒的愛，一個象征世間的仇恨；在這個時間的終極與最高峰誕生了《複活》（一八九九）。
這一切作品，在新的藝術性格上，都和以前的大不相同。托爾斯泰不特對於藝術的目的，且對於藝術的形式也改變了見解。在《我們應當做什麽？》或《莎士比亞論》中，我們讀到他所說的趣味與表現的原則覺得奇怪。它們大半都和他以前的大作抵觸的。“清楚、質樸、含蓄”，我們在《我們應當做什麽？》中讀到這些標語。他蔑視一切物質的效果，批斥細磨細琢的寫實主義。——在《莎士比亞論》中，他又發表關於完美與節度的純古典派的理想。“沒有節度觀念，沒有真正的藝術家。”——而在他的新作品中，即使這老人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分析天才與天生的狂野完全抹煞，（在若幹方麵，這些天稟反而更明顯）但線條變得更明顯更強烈，心魂蓄藏著更多的曲折，內心變化更為集中，宛如一頭被囚的動物集中力量準備飛騰一般，更為普遍的感情從一種固有色彩的寫實主義與短時間的枝節中解脫出來，末了，他的言語也更富形象，更有韻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氣息：總之他的藝術是深深地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