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活》與《克勒策》相隔十年，十年之中，日益專心於道德宣傳。《複活》與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著的終極也是相隔十年。《複活》可說是托爾斯泰藝術上的一種遺囑，它威臨著他的暮年，仿如《戰爭與和平》威臨著他的成熟時期。這是最後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嚴的，——不可見的峰巔在霧氛中消失了[405]。托爾斯泰正是七十歲。他注視著世界，他的生活，他的過去的錯誤，他的信仰，他的聖潔的忿怒。他從高處注視一切。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樣的思想，同樣對於虛偽的戰爭，但藝術家的精神，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統製著作品；在《克勒策奏鳴曲》與《伊萬·伊裏奇》的**的精神與陰沉的譏諷之中，他又混入一種宗教式的靜謐，這是在他內心反映著的世界中超脫出來的，我們可以說有時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們在最後一時期內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藝術性格，在此重複遇到，尤其是敘事的集中，在一部長篇小說中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為明顯。作品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和《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小史》完全不同。幾乎沒有小故事的穿插。唯一的動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緊湊地進展，而且各種枝節都搜羅淨盡。如在《奏鳴曲》中一樣，同樣淋漓盡致的人物描繪。愈來愈明徹愈堅實並且毫無顧忌的寫實，使他在人性中看到獸性，——“人類的可怕的頑強的獸性，而當這獸性沒有發現，掩藏在所謂詩意的外表下麵時更加可怕。”這些沙龍中的談話，隻是以滿足肉體的需要為目的：“在播動口腔與舌頭的筋肉時，可以幫助消化。”犀利的視覺，對於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是美麗的科爾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寬闊”，她裸裼袒裎的情態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恥與厭惡，厭惡與羞恥”，書中的女主人，瑪斯洛娃也不能被視為例外，她的淪落的征象絲毫不加隱匿，她的早衰，她的猥褻卑下的談吐，她的誘人的微笑，她的酒氣熏人的氣味，她的滿是火焰的紅紅的臉。枝節的描寫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獷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講話。詩意的想象與青春的氣韻完全消失了，隻有初戀的回憶，還能在我們心中引起強烈的顫動，又如那複活節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霧濃厚到“屋外五步之處，隻看見一個黑塊，其中隱現著一星燈火”，午夜中的雞鳴，冰凍的河在剝裂作響，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個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窺一個看不見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邊，在黝暗的燈光之下，這是卡秋莎在沉思，微笑，幻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