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是他願欲，也不能舍棄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輟他的藝術創作。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地方在最後幾年中見到他的保爾·布瓦耶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麽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麽《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選》（一九〇四——一九〇五）[410]，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起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淨盡，——但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沒有印行的手寫稿。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與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他的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的論戰中，俄羅斯經曆著空前的恐慌，帝國的基礎顯得動搖了，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的騷亂。海陸軍隊的叛變，屠殺，農村的暴動，似乎是“世紀末”的征兆，——好似托爾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題目所示的那般。——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回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紀末》。[411]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占據著唯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412]的教會。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一個富人竊盜”；於是他和別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413]在毫無對於帝皇應有的恭順之中，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俄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