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麵貌有了確定了的特點，由於這特點，他的麵貌永遠銘刻於人類記憶中：寬廣的額上刻著雙重的皺痕，濃厚的雪白的眉毛，美麗的長須，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蒼老的臉容變得溫和了；它留著疾病，憂苦，與無邊的慈愛的痕跡。從他二十歲時的粗暴獷野，塞瓦斯托波爾從軍時的呆板嚴肅起，他有了多少的變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銳利逼人的光芒，表示無限的坦白，自己什麽也不掩藏，什麽也不能對他有何隱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聖宗教會議的答複（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爾斯泰說過：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與歡樂之中，使我能在和平與歡樂之中走向生命的終局。”
述到他這兩句時，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諺語：“我們在一個人未死之前絕不能稱他為幸福的人。”
那時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與歡樂，對他是否能永遠忠實？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經撥開雲霧的黑暗中，期待著的光明沒有來到。革命的興奮過去之後，接著是精力的耗竭。從前種種苛政暴行絲毫沒有改變，隻有人民陷於更悲慘的水深火熱中。一九〇六年時，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斯拉夫民族所負的曆史的使命已經起了懷疑；他的堅強的信心遠遠地在搜尋別的足以負起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偉大的睿智的中國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無可挽救地喪失的自由，將由東方民族去重行覓得”。他相信，中國領導著亞洲，將從“道”的修養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
但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與孔子的中國如日本一樣，否定了它過去的智慧，為的要模仿歐洲。[427]被淩虐的杜霍博爾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裏，他們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爾斯泰大為不滿。[428]格魯吉亞人，剛才脫離了國家的羈絆，便開始襲擊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而俄國的軍隊，被召喚著去把一切都鎮壓平了。即是那些猶太人，——“他們的國家即是聖經，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國家，”——亦不能不沾染著這虛偽的國家主義，“為現代歐羅巴主義的皮毛之皮毛，為它的畸形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