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這個顯赫的社會並不持久，它的發展就促成它的崩潰。政府既是獨裁性質，最後便走上百事廢弛與專橫的路。國王把高官厚爵賞給宮廷中的貴族、狎昵的親信，使布爾喬亞與平民大不滿意。這些人那時已富有資財，極有知識，人數眾多，不滿的情緒越高，勢力也越大。他們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在十年混亂之後建成一個民主與平等的製度，人人都能擔任公職，普通隻要按照晉級的規章，經過試驗與會考。帝政時期的戰爭與榜樣的感染，逐漸把這個製度推廣到法國以外，到了今日，除開地方性的差別和暫時的延緩，整個歐洲都在仿效。在新的社會組織之下，加上工業機器的發明與風俗的日趨溫和，生活狀況改變了，人的性格也跟著改變。現在的人擺脫了專製，受完善的公安機構保護。不管出身多麽低微，就業決無限製；無數實用的東西使最窮的人也享受到一些娛樂和便利，那是兩百年前的富翁根本不知道的。此外，統治的威權在社會上像在家庭中一樣鬆下來了，布爾喬亞與貴族一律平等，父親也變成子女的同伴。總而言之，在生活的一切看得見的方麵，苦難和壓迫減輕了。

但另一方麵，野心和欲望開始抬頭。人享到了安樂，窺見了幸福，慣於把安樂與幸福看做分內之物。所得越多就越苟求，而所求竟遠過於所得。同時實驗科學大為發展，教育日益普及，自由的思想越來越大膽；信仰問題以前是由傳統解決了的，如今擺脫了傳統，自以為單憑才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大家覺得道德、宗教、政治，無一不成問題，便在每一條路上摸索、探求。八十年來[39]不知有多少種互相抗衡的學說與宗派，前後踵接，每一個都預備給我們一個新的主義，向我們建議一種美滿的幸福。

這種形勢對思想和精神影響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說群眾最感興趣的、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鬱悶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內、浮士德、維特、曼弗雷迪之流，感情永遠不得滿足，隻是莫名其妙地煩躁，苦悶至於無可救藥。這種人的苦悶有兩個原因。先是過於靈敏，經不起小災小難，太需要溫暖與甜蜜，太習慣於安樂。他不像我們的祖先受過半封建半鄉下人的教育，不曾受過父親的虐待，挨過學校裏的鞭子，盡過在大人麵前恭敬肅靜的規矩，個性的發展不曾因為家庭嚴厲而受到阻礙；他不像以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劍，出門不必騎馬，住破爛的客店。現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習慣，空氣的暖和，使他變得嬌生慣養，神經脆弱，容易衝動，不大能適應生活的實際情況；但生活是永遠要用辛苦與勞力去應付的。其次，他是個懷疑派。宗教與社會的動搖，主義的混亂，新事物的出現，懂得太快，放棄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斷，逼得他年紀輕輕就東闖西撞，離開現成的大路，那是他父親一輩子聽憑傳統與權威的指導一向走慣的。作為思想上保險欄杆的一切障礙都推倒了，眼前展開一片蒼茫遼闊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奔馳。好奇心與野心漫無限製地發展，隻顧撲向絕對的真理與無窮的幸福。凡是塵世所能得到的愛情、光榮、學問、權力，都不能滿足他；因為得到的總嫌不夠，享受也是空虛，反而把他沒有節製的欲望刺激得更煩躁，使他對著自己的幻滅灰心絕望；但他活動過度，疲勞困頓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遠處”是怎麽一個境界，得不到而“說不出的東西”究竟是什麽。這個病稱為世紀病，以四十年前［一八二○年代］為最猖獗；現在的人雖則頭腦實際，表麵上很冷淡或者陰沉麻木，骨子裏那個病依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