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價值的等級每一級都相當於精神生活的等級。別的方麵都相等的話，一部書的精彩的程度取決於它所表現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說取決於那個特征的穩固的程度與接近本質的程度，以後你們會看到，文學作品的力量與壽命就是精神地層的力量與壽命。
首先有表現時行特征的時行文學，和時行特征一樣持續三四年，有時還更短促；普通和當年的樹葉同長同落：包括流行的歌曲、鬧劇、小冊子和短篇小說。你們倘使有勇氣，不妨念一念一八三五年代的一本雜劇或滑稽戲，你們一定看不下去。戲院往往翻出這一類的老戲重演；二十年前轟動一時，今日隻能叫觀眾打嗬欠，戲碼很快在廣告上不見了。某一支歌曲當年在所有的鋼琴上彈過，現在隻顯得可笑、虛假、乏味；至多在偏遠閉塞的內地還能聽到；它所表現的是那種短時期的感情，隻要風氣稍有變動就會消滅；它過時了，而我們還覺得奇怪，當年自己怎麽會欣賞這一類無聊的東西。時間就是這樣在無數的出版物中做著選擇，把表現浮淺的特征的作品，連同那些浮淺的特征一同淘汰。
另外一些作品相當於略為經久的特征，被當時的一代認為傑作。例如丟爾灰在十七世紀初期寫的那部大名鼎鼎的《阿斯德雷》，牧歌體的小說，其長無比，尤其是沉悶無比；但當時的人對宗教戰爭的凶殺搶掠厭倦已極，很高興在花叢與樹蔭之下聽聽賽拉同的歎息和細膩的談吐。又例如特·斯玖苔麗小姐的那些小說，《居魯士大王》《克來利》，無非鋪陳一套西班牙王後帶到法國來的過分與做作的風流文雅，用新的語言發表的堂皇的議論，細膩的感情，周到的禮貌，就像朗布耶府中誇耀氣派很大的袍子和姿態強直的鞠躬一樣。許多作品都有這一類的價值，現在都變為曆史文獻：例如黎裏的《攸費斯》，馬裏尼的《阿陶尼斯》，勃特勒的《休提布拉斯》，格斯納的取材於聖經的牧歌。[7]現在我們也不缺少類似的作品，但我還是不提為妙。你們隻要記得一八○六年的時候，“埃斯梅納爾先生在巴黎完全是大人物的排場”[8]；你們也可以計算一下，在文學革命［指法國浪漫主義］初期被認為登峰造極而現在暗淡無光的作品有多少：《阿塔拉》《阿龐賽拉日族的最後一人》《那契士》[9]，以及特·斯塔埃爾夫人和拜倫的好幾個人物都在內。如今路程過了第一個站頭，從我們的地位上遠遠地回顧，當時人看不見的浮誇與做作，我們不難一望而知。米勒瓦寫的有名的悼歌《落葉》［一八一一］，卡西米·德拉維涅的《美西尼阿女子》［一八一八~一八二一，愛國詩歌集］，我們讀了同樣無動於衷；因為兩部作品都是半古典派半浪漫派，混合的性格正合乎處在兩個時期的邊境上的一代，而兩部作品風行的時間也正是作品所表現的精神特征存在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