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該變法，並不是和外國人接觸了，才有這問題的。一個社會，和一個人一樣，總靠新陳代謝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總不能無老廢物的堆積。中國自秦漢統一之後，治法可以說是無大變更。到清末，已經二千多年了，各方麵的積弊，都很深了。便是沒有外人來侵略，我們種種治化，也是應當改革的。[1]但是物理學的定例，物體靜止的，不加之以力，則不能動，社會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個誘因。
中國受外力刺激而起反應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這可謂自宋以來，尊王攘夷思想的餘波。排斥的目的，已經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後，最守舊的人，屬於這一派。[2]其第二步，則是中興時代湘淮軍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出於其幕府中的，則如薛福成、黎庶昌之類。此派知道閉關絕市是辦不到的。既已入於列國並立之世，則交際之道，不可不講，內政亦不得不為相當的改革。但是他們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離乎兵事。因為要練兵，所以要學他們的技藝；因為要學他們的技藝，所以要學他們的學術；因此而要學他們的語文。如此，所辦的新政雖多，總不出乎兵事和製造兩類。當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從根本上變革的時候，這種辦法，自然是無濟於事的。再進一步，便要改革及於政治了。
但是從根本上改革，這句話談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些思想，談何容易能為人所認識？而中日之戰，以偌大的中國，而敗於向所輕視的日本，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經這一個打擊，中國人的迷夢，該要醒了，於是維新運動以起。
當時的維新運動，可以分作兩方麵：一是在朝，一是在野。在朝一方麵，清德宗雖然無權，但其為人頗聰明，頗有誌於變法自強，特為太後所製，不能有為。[3]在野一方麵，則有南海康有為。他是個深通舊學，而又講求時務，很主張變法的。清朝是禁止講學的。但到了末年，其氣焰也漸漸地衰了；其禁令，在事實上，也就漸漸地鬆弛了。有為很早的就在各處講學。所以其門下，才智之士頗多。一八八九年，有為即以蔭生上書請變法，格未得達。中日和議將成時，又聯合各省入都會試的士子，上書請遷都續戰，陳變法之計。書未上而和約已換，事又作罷。有為乃想從士大夫一方麵提倡。立強學會於京師。為禦史楊崇伊所參，被封。而其弟子梁啟超，設《時務報》於上海，極力鼓吹變法，海內聳動。一時維新的空氣，彌漫於好新的士大夫間了——雖然反對的還是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