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製度，最有關係的，是賦稅和取士之製。古代農民，有兩種負擔：一種是稅，是田上所出的農作品。一種是賦，是馬、牛、車、輦（niǎn）等軍用品。漢世稅稱田租，有田的人才出。賦則變為口錢，是全國的人一律要出的。漢魏之際，戶賦漸興。晉武帝平吳，定戶調之式。[7]全國人民，因年齡、屬性之別，而授田有多少之差。年齡、屬性相同的，授田都是一樣。所收的賦稅，自然也是一樣。此製定後，天下旋亂，實行至何程度，很是疑問。北魏孝文帝時，又有均田之令。其用意，也和晉朝的戶調式一樣。但有桑田、露田之別。露田是要還官的，桑田則作為私有。平均地權，兩漢以來，久經有此議論。激烈的要把土地都收歸國有，[8]緩和的則主張限民名田。[9]總因土地多在私人之手，不易實行。當時有一種議論，說平均地權之策，宜於大亂之後，土田無主之時行之。戶調式和均田令，就是實行此等學說的。露田、桑田之製，大約是所以調和私有財產的。[10]唐朝的製度，也還是如此。私有的田，稱為世業；由官給，將來要還官的，則稱為口分。唐製更精詳的，是鄉有寬、狹之別。田多，足以分給居民的為寬鄉，不足的為狹鄉。狹鄉授田，要減寬鄉之半。庶人徙鄉和貧無以葬的，得賣世業田。如能從狹鄉徙寬鄉，得並賣口分田，這是獎勵他移徙的意思。[11]世業田雖得買賣，但最小最大，仍有一個製限。而鄉有餘田，也是要分給昆連的鄉的，縣州也都是如此，不能據以自私。其賦稅，則凡受田的人，都要交納田上所出的穀物，謂之“租”。成丁的人，為公家服役，謂之“庸”。[12]隨鄉所產，出絲麻和其織品，謂之“調”。所以此製稱為租庸調法。租庸調的製度，是很精詳的，然此製不易實行。[13]後來無田的人，官不能授；土田依舊自由買賣；有錢的人，還是恣意兼並；而賦稅卻是按人丁征收的，就有有田無稅、無田有稅、田多稅少、田少稅多的弊竇。人民無法，乃詐稱讀書、做官的，或者實係在家，而詐稱出家，否則詐稱客戶。社會的經濟，既不平均，國家的收入，又因之減少。其弊可謂很深了。此等積弊，如欲徹底清厘，非將戶口和土地一並查明，把非法兼並的土地勒令退出，再行分給無田的人不可。然其事更不易實行。到公元七八○年時，楊炎做宰相，乃勒令詐稱客戶的人，各就其居住之地，造成簿籍，而按其財產的多少以納稅。分夏秋兩季輸納，謂之兩稅。國家的收入因而增加，人民的負擔亦得均平。但平均地權之意，就絲毫沒有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