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隋唐之世，風氣又一變了。此時義疏之學，派別繁多，就是專門研究的人，亦不能盡通。謹願之士，都苦其瑣碎；浮誇的人，則借此自炫。義疏之學到此，就有加以整理的必要。而當東晉南北朝之世，南北治經的風氣，亦有不同。北方是謹守漢人舊說的，南方則王肅一派之學頗盛。晉以後人的說經，又頗有雜以玄學的。隋朝統一以後，論政治是南並於北，論經學則北並於南。唐太宗時，命隋朝的宿儒孔穎達等纂修《正義》。至高宗時，又加訂正頒行。所取的都是南方之說。隋唐之世，是文藝盛而經學衰的。唐代讀經的人，大抵是為應科舉起見。既有官纂之本，別種書，注意的人就少了，而南北分離的經學，至此遂告統一。
論文學，唐代卻是一個大改革的時期。漢代的散文，本來和口語接近。東漢以後，漸變而崇尚偶儷（lì），遂成所謂駢（pián）文。所謂駢文，其初不過是句調求其整齊，措辭求其美麗。這不過是就散文加以修飾，原非截然異物。到後來，修飾之風，愈趨愈甚。一句句都要對起來。再加以要用許多辭藻來塗澤。說一件事情，不是直說的，而要用古事來比附。如此，就和口語相去日遠，浸至不能達意了。當時這種文字，稱之為“文”；其實際應用的，則稱為“筆”。“筆”使用俗語比較多些，也不大用辭藻塗澤、古事比附。然而其句調的要求整齊，還是一樣。這也是和口語不合的，所以也不能達意。文字的浮靡，乃後起之弊，在古代，本來不是如此的。浮靡既甚，就有人要想返之於古。這種風氣，南北朝的末年，已經有了，到隋朝而更甚。然而不知道用古人說話的法子來說現代人的話，所做的文章，簡直是說的古話。那其不能適用，和將辭藻塗澤、古事比附的，又有什麽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