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全國的大多數都是農民，所以農民生計的舒蹙（cù），和國計民生關係最大。要農民生計寬裕，是要（一）地權平均；（二）穀物價格穩定；（三）還要海內太平，賦役輕簡。在唐初頗是其時。租庸調的製度，到後來，漸漸地廢壞了，在初行時候，總該比較完整的。這時候的地權，也該較為平均。調劑穀價的法子，自漢以來，是靠常平倉。當新穀登場時，由國家收買若幹，以提高穀價。到明年青黃不接時，用平價賣出。這本是很好的法子。但是到後來，穀物的市場廣了，而官家的資本甚微，就不能控製穀價。隋朝的長孫平乃又創義倉的法子。豐收之年，勸人民隨意出穀，即在當社立倉存貯。到凶荒之時，即以之充賑濟。此法令人民自謀，並令人民自行管理，尤其盡善盡美。[5]雖然後來有因管理不善，移之於縣，以致全失初意的；日久懈怠，也未必全國都能舉辦；然而既有這個法子，以後總有一部分能照辦的地方。這於農民生計，也大有裨益。再加以唐初海內太平，兵革不作；對外的戰爭，也不甚影響到國內；人民自然要富庶安樂了。但是太平漸久，則資本的蓄積漸多，人民總有遭遇不幸的。況且生計漸見寬餘，則生活程度，也隨之而提高。一遇水旱凶荒，就不免要流離失所。而並兼的現象，就要隨之而起。到玄宗開元時，已經很厲害了。
農工兩業的智識技能，頗有從外國輸入的。譬如製蔗糖的法子，就是唐太宗時取之於北印度。[6]又如琉璃一物，中國人本不會製造。北魏太武帝時，有大月氏人到中國來，說是會造的。乃令其采礦山中，試行製造。一時所造頗多，成跡也很良好。[7]後來不知怎樣，其法又失傳了。隋時會在廣州招致西域人，想設法製造，沒有成功。然而製瓷之術，卻因此而大有進步。唐代昌南鎮的瓷器，就是後世景德鎮的瓷器的根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