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來歲的時候，外公和姥爹（爺爺）都還活著，我喜歡聽他們講和村子背後山上的彝族人打仗的故事。外公是共產黨員，姥爹擔任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保甲長，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兩個人身份的不同，從他們那裏聽來的關於戰爭的版本是不一樣的。外公說彝族人很凶殘，他們有槍，被他們抓去的俘虜從來沒有健康的回來，要麽死了，要麽殘了。姥爹眼裏的彝族則溫和些，我記得無數個天空被夕陽染紅的傍晚，姥爹坐在屋簷下，手拿長柄煙鬥，我給他的煙鬥裏添上煙葉，他一邊咂嘴一邊開始講：“山上那些老彝教嘛，有啥子嘛，就是有點不要命嘛……”姥爹從不認為和彝族人的衝突是“戰爭”，他們隻是來搶漢人的牲口和錢財，搶到了就跑回山頂去了，姥爹也有槍，他不怕他們。
當然，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故事了，新中國成立後，彝族人直接從奴隸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新中國，他們的槍和姥爹的槍都交給了政府，彝族人和漢族人之間的衝突慢慢消失。到我能記事的時候，每到趕場天，家門口總有彝族同胞來來往往，他們身上特殊的氣味混合著咿哩哇啦的彝語塞滿了我整個童年。
我出生在大西南雲貴高原邊陲的一個小村莊，小村莊地處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再往山頂的方向爬兩個小時就是行政區劃在涼山州的彝族村寨了。雖然屬於涼山，但這些彝族村寨更靠近我們，他們但凡有商業上的需要都會往我們這邊跑，彝族人理所當然地成為我成長裏從不缺席的一部分。“老彝教”，我們那兒的人從來都是這麽稱呼彝族人的，“彝族”這個說法太過文雅，放在一個民風彪悍的地方就有點奇怪。
一九八五年，爸爸是酒廠老板，我媽在我家院子裏開了個商店，除了賣酒，也賣些副食布匹什麽的，來商店買東西的人，有一半是彝族。趕場的時候，背一筐洋芋下山賣給漢教（彝族人也這麽稱呼我們），再到商店裏買酒喝到太陽落山，臨走時給老婆孩子帶一包水果糖一塊棉布，這是每個彝族人最享受的一天。那個時候，我家院子裏常常擠滿了彝教，他們大多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坐一堆，每個人手裏捏一瓶白酒，麵前擺著一封紅糖餅，吃一口紅糖餅再舉起酒瓶喝一口酒，然後嘴裏發出“嘖嘖嘖”的感歎，個個快活得像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