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令剛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會員工作處處長
當我們回顧新中國成立之後革命曆史畫的創作時，總會為那些經典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所感動或震撼，這些革命曆史畫也因此成為近現代中國革命曆史敘述中最重要的形象建構形態。在任何美術作品中，圖像和形象都是畫麵的核心，它們構建了美術作品的風格、價值和意義。就像著名的圖像學理論家W.J.T.米歇爾說的那樣：“它們構成了一個社會集體，與人類寄主的社會生活相共存，與它們所表征的物質世界相共存。形象也因此而構成了‘第二自然’。”[1]21世紀以來，中國重大題材美術創作進入一個繁榮期，特別是在圖像極大豐富的當下，這種繁榮的時代性更加顯著。這表現在以下四點：一、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的數量（體量）不斷擴大，參與的藝術家人數大大增加；二、創作質量的顯著提升；三、題材內容的更加多元；四、創作圖像形態的極大豐富。
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的最初形態可以追溯到新中國初期的主題性創作，從成立於1951年1月的南京革命曆史畫創作委員會開始算起，至今也有70年了。當年的5月份，中央美術學院也組織教師完成了文化部下達的繪製革命曆史畫的任務，這應該是新中國最早的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第二次集中進行的革命曆史題材創作是1957年，創作的作品於8月1日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紀念美術展覽”上展出，一共有420件，包括王式廓的《井岡山會師》（第二稿）、宗其香的《強渡大渡河》、高虹的《毛主席在陝北》、呂斯百的《瓦子街戰鬥》、艾中信的《紅軍過雪山》、董希文的《紅軍不怕遠征難》、馮法祀的《劉胡蘭就義》等。1961年由革命曆史博物館組織全國的畫家們進行了第三次重大題材創作。其中有侯一民創作的《劉少奇同誌和安源礦工》、王恤珠的《金田起義》等。這三次重大題材創作為其後幾十年的主題性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實際也確立了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的方向。重大題材美術創作有其特殊性。除了題材上的特殊性之外，在語言上，在20世紀50年代初，新年畫、油畫、連環畫和政治宣傳畫等大量出現，特別是油畫因便於描繪現實、擴大宣傳格外受到重視。在創作實踐上，為“宣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2]，反映重大曆史事件、革命軍事鬥爭、社會主義建設的美術創作大量出現。這些作品的語言和風格在手法上以寫實為主，“避免非現實主義的形式主義”[3]，在風格上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